斯诺《西行漫记》出版的前前后后

1928年，23岁的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原打算在中国逗留6个星期，结果一呆竟是13年。在中国期间，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导人，除为欧美报刊写通讯稿外，还完成了11部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这些著作大多已在历史的进程中渐渐失去光彩，唯有《西行漫记》至今魅力不减。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

难解的中国之缘

初到中国时，斯诺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助理编辑。该报是当时上海很有影响的外文报刊。在上海，斯诺认识了鲁迅，把《阿Q正传》和鲁迅推荐的许多中国杰出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一并译成英文，汇集成《活的中国》出版。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海伦（《续西行漫记》作者）为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最早将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斯诺曾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和宋庆龄的友谊，也使他对中国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当时，斯诺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秘书海伦相恋，经常到宋庆龄家中拜访。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宋庆龄通过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诺为宋庆龄写的小传《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记中国自由运动著名领袖的遗孀孙逸仙夫人》一文，于1933年8月6日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后来，宋庆龄在评价斯诺的译作《活的中国》时指出：“他翻译的一些当代短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使长期以来被人冷漠地称为‘神秘不可测’的中国人民能为外界所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曾对斯诺说：“你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属于中国。”

斯诺不仅是一位兢兢业业的记者，借助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尽己所能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予以帮助。鲁迅先生在1935年就曾称赞过斯诺：“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斯诺就冒着危险，赶到了事发地。当晚，在中日双方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斯诺厉声质问日军头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名失踪的士兵，竟然出动成千的兵力？为什么日军不撤回自己的防地，反而要中国守军撤出宛平城？”这一连串的尖锐提问，让侵略者无言以对。

斯诺曾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在武汉活动了7个星期，对国民党领导人，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叶挺、邓颖超、郭沫若等进行采访，为《为亚洲而战》一书搜集了大量素材。斯诺还写了《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等文章，介绍八路军的英勇战绩。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次会见斯诺，听取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见。

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公开谴责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公开事变真相。国民党当局下令取消斯诺在中国的记者特权，斯诺被迫离开中国。事后，蒋介石还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手令，谓曾来渝的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仍在美国为中共进行宣传，应组织力量反驳。

《西行漫记》的创作出版

斯诺是个历史机遇的幸运者。就在1936年4月下旬斯诺采访宋庆龄前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发电报给宋庆龄，请她物色公道、正直，同共产国际没有瓜葛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各1名到苏区考察，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1936午6月，斯诺在宋庆龄、张学良及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冲破层层封锁，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了4个月的采访。其间，斯诺同毛泽东畅谈了10多个昼夜，毛泽东称赞他“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领导人第一次在陕北会见西方记者，而且这位记者来自美国。斯诺说：“到中国来是为了‘撞大运’，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毛泽东鼓励斯诺说：“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世界如实报道出来，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这不就是撞上大运了嘛！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不寻常、最宝贵的采访。回北平后，他将采访记录整理成集，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该书英文版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甫一上市，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3个月时间再版5次，发行10万册以上。1938年1月，美国兰登公司再版该书，下半年又推出了修订版。美国当时的内政部长伊克斯在连夜读罢《红星照耀中国》后，立即将该书推荐给罗斯福总统。斯诺回到美国后，罗斯福先后3次接见他，了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

斯诺认为此书之所以在世界引起轰动的原因在于：此书面世之日，“是中国料想不到地坚持抵抗日本从而震惊世界之时”。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照耀世界的“红星”》一文中这样写道：“这是一本有关发现的书。它把一个不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陆——红色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等许多人的消息带给了我们。”

1937年11月，斯诺再一次来到上海，会见了中国友人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读后，萌生了译成中文出版的念头，立即暗中联络一批翻译家如傅东华、梅益等分头进行翻译。胡愈之夜以继日作了认真校阅，对翻译中发现的疑难文字，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无误。当时出版这样的“禁书”是有风险的，但胡愈之不甘心半途而废，决计作瞒天过海的“非法”出版。他在自己寓所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174号，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社”，以复社的名义，将书稿交熟识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印刷。付印的纸张，也是胡愈之秘密预订的。翻译此书的另11位同仁，都表示不要稿酬。

斯诺对胡愈之出版此书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对原作做了认真修改补充、增加了大量照片外，还无偿赠送了版权，并在为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表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社，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

关于中译本的书名，译者之一的倪文宙斟酌再三，考虑到在当时无论是日寇还是国民党当局，对“红”与“赤”字都视为洪水猛兽，十分敏感。为掩敌耳目，他把书名改作了《西行漫记》，粗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呢！

只短短两个多月，《西行漫记》中译本问世。第一版印了1000本，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读者手里。因为内容都是红区的人和事，平时无法知道，谁不想看？又只收工本费，顿时销路大开。就连因反共发迹、已流亡香港的上海闻人杜月笙也出资订购，一下子买了500本。

在之后短短半年时间里，中译本《西行漫记》一连重版了5次，销量高达8万余册，不只畅销于国统区与日占区，还远销港澳及五大洲华人区。翻印本、重印本、油印本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出版物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地区命名的，如《西北散记》 《西北新社会》 （战士出版社）、《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 （上海明日书店）、《中国的新西北》 （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中国的红区》（救亡社）、《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等节译本；二是以毛泽东及其他人物传记命名的，有《毛泽东自传》 （1937年版）、《毛泽东印象记》 《红军——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 《第八路军将领印象记》；三是以长征为书名出版，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等。

不朽的中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记》，是按照1938年初胡愈之主持的中译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上《西行漫记》的题目下面，加上了“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字样。

为了使美国朝野和广大人民了解新中国，斯诺根据他1960年访问中国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了许多报道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他每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作10到12个小时，以至于劳累过度痔疮发作，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除去著书之外，斯诺还尝试了许多其他方式。他在完成《今日红色中国》以后，从1962年到1963年间，在美国做了为期15周的旅行，在30多个州的50余所院校做了38次演讲，开了许多座谈讨论会。尽管曾多次遭到敌视新中国分子的骚扰，他仍千方百计地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为增进美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奔走呼号。

1970年12月25日，毛泽东生日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微笑着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斯诺在他下榻的宾馆里一大早就读到了这张报纸。他认为，中国人的这一做法是不寻常的，不仅仅是给他个人的殊荣，而且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它将昭示天下，中美关系改善的曙光就在前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看到这张照片后，曾感慨地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

1971年2月，斯诺的病情日益严重，仍不顾自己的病体虚弱，一连几个星期废寝忘食地撰写访华文章。4月1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斯诺的努力没有白费，尼克松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

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发表了斯诺的文章，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日本《读卖新闻》说：“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中美关系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启程来中国访问。他在“空军1号”座机上还手捧着一叠斯诺的文章专注地阅读。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有基辛格为他标下的“请仔细阅读”字样。

斯诺生前在其留下的遗嘱中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1973年秋天，斯诺的家人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这儿是他青年时代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斯诺的一生与中国难解难分。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