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人民的骆驼

一封家书展露初心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弼时镇）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15年，11岁的任弼时来到长沙求学。这时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他幼小的心灵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志向。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言志》作文，提出“致习工业、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的主张，表达了强国救民的理想抱负。

1920年，任弼时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同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次年4月，任弼时被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临行前，他收到父亲的来信，希望他“谋学上海”。任弼时饱含深情地在回信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封家书展现了青年任弼时立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此，任弼时三十年如一日为党辛勤工作，把毕生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1922年，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他人生的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留苏三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阔了政治视野，进一步坚定了人生的信仰，并为之努力奋斗了一生。

两次入狱不改忠诚

任弼时学成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8年10月15日，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视察工作时不幸被捕，虽遭“踩杠子”、“夹棍”等酷刑，但始终未暴露身份。在狱中，任弼时带领狱友与国民党反动派机智地开展斗争，后因证据不足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于年底出狱。回到上海后不久，任弼时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深入宣传党的六大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创办《白话日报》 《教育周刊》 《每日新闻》，组织宣传队，教育和训练党的基层干部。

1929年8月中旬，根据党中央决定，任弼时代理江苏省委书记并联系沪东区、松浦特委及济难会工作。11月17日，任弼时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关押于上海工部局提篮桥监狱。任弼时被捕时化名彭德生，后为中央特科营救出狱。被关押期间，他经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后背上被烙出两个拳头大的伤口。但他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同案被捕、时任上海总工会工青部长的周朴农在《难忘的39天》中写道：“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危难时刻敢于担当

1933年4月，任弼时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领导湘赣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开始西征，在无后方的情况下，历时78天，跨越敌境5000余华里，突破敌军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探路调敌的艰巨任务。之后，任弼时与贺龙领导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20余万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减轻了压力。

1936年7月，任弼时和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深入各级干部中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了大批干部，在迫使张国焘北上、实现三军会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莫斯科。他竭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伟大胜利，得到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怀疑态度和错误认识，最终认可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不辞劳苦担负重任

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奉献一切，是任弼时的毕生追求。任弼时一生有“三怕”：

一怕工作少。在工作上，他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1940年3月，任弼时返回国内，随后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兼任办公厅主任。次年8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转战陕北途中，担任中央纵队司令员的任弼时抱病行军、日理万机。此时，他的血压已经升到220毫米汞柱，党中央让他到钱家河休养，但他利用这个机会，白天深入农村调查，和十几个村子的干部、农民谈话，晚上在炕上查阅资料，写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后，被确定为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

任弼时在中央五大书记中年龄最小，但长期超负荷工作，再加上两次被捕受刑，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年仅44岁的他看起来十分苍老，面部浮肿。医生建议他多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

二怕麻烦人。因为怕麻烦他人，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病体，宁愿吃力地拄杖前行，也不用担架。在转战陕北的路上，他多次摔倒在地，就自己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在北京景山东街，房子狭小，还紧挨着马路，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两三米，声音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要给他搬家。当他了解到为了给他搬家，得把一个机关迁走，给别人增添不少麻烦时，就坚决不让搬。直到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三怕花钱多。任弼时投身革命30年，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特别是担任党政机关的红色“大管家”，经办的事情、经手的钱财不可计数，但他坚持一分钱也不多花，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却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工作人员想换掉他的旧被子、旧衣服，被他制止：“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

一件用妻子的旧围巾织成的背心，他一穿就是十多年；组织上发的一条毯子，他一直用到逝世。任弼时经常提醒孩子们节约用电，并在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他要求工作人员减少用车次数，尽量把需要办理的事情集中起来一次办完，以节省汽油。细枝末节中，彰显着任弼时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一直工作到深夜。时针指向了12点，他伸手把日历翻到了10月25日，强忍着不适把文件和资料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而这一躺，却再也没能醒过来。就这样，46岁的任弼时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走完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人生。

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亲自为他覆盖党旗，亲自扶柩，还题词：“任弼时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叶剑英在悼文中赞誉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如今，这位“人民的骆驼”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骆驼精神”依然影响着一代代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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