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长炎在新四军老5团的烽火岁月

老5团的成立

1938年2月9日，黄道受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在江西上饶石塘镇昭武会馆（又称抚州会馆，今石塘小学校内）召开了5团建团大会，举行营以上干部就职典礼，宣布建制。老5团编制为3个营和1个机枪连，饶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副团长，刘文学为政治部主任，我父亲为2营副营长兼教导员。整编期间，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等，曾来石塘看望全体指战员。

1938年2月25日，5团从石塘出发开赴皖南。黄道是父亲的老首长、直接领导人，父亲和他在工作中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1935年1月，为了同黄道领导的闽北苏区党组织和红军取得联系，粟裕交给父亲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率领一支3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把红军内部联络密电码送到闽北苏区首府福建崇安。父亲一行从上饶出发，历经艰辛完成任务。之后，他就留在了黄道身边工作，1935年春任闽北军分区司令部特务队长，主要任务是负责闽北区党、政、军机关的保卫工作。

当时的斗争环境非常险恶，父亲深感责任重大，安排站岗、放哨、巡逻、侦察、了解敌情等工作，随时准备战斗，多次担任阻击任务，顽强坚守阵地，直到分区机关安全转移，再甩开敌人，到预定的地方找黄道。有一次，父亲发现黄道的儿子黄知真（建国后曾任江西、湖北省委书记）与大家走散，当即带几个人又返回了住地寻找，遇到敌人冲进来，端起机枪就扫。父亲自己负伤，终于把当时十四五岁的黄知真接了出来。

父亲跟随黄道参加了闽赣省委的筹建和保卫工作，后由黄道安排去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又担任了六纵队政委。1937年11月间，父亲受闽赣省委和黄道派遣，在江西石塘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

保卫繁昌

1939年起，日军对新四军报复“扫荡”，老5团所在的三支队在安徽繁昌的两年间，经历大小战斗不下200次，仅1939年1、2、5、11、12月间，就打了5次大规模的保卫战。这其中尤以11月的第四次繁昌保卫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最惊心动魄。

第四次繁昌保卫战打响之前，谭震林找我父亲谈话，拍着他的肩膀说：“长炎同志，敌人来者不善，这是一场恶仗，要教育部队做好思想准备。”遵照谭震林的指示，父亲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动员，要求各连、排直至班级干部都指定替代人员，以保持部队在战斗期间指挥不间断。

11月14日下半夜，日军133联队西川大队，与老5团3营在梅冲西北接触。另一路1000余日军由黄浒向塘口坝扑来。紧急关头，父亲迅速将全营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要求部队做好打大仗、恶仗的思想准备，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人在阵地在，开展竞赛，杀敌立功，多抓鬼子多缴枪。接着，营长陈仁洪命令4连连长兼指导员林昌扬带领全连沿金冲方向，迅速占领制高点乌龟山阵地并抢修工事；5、6连保障4连侧翼安全。

我军前进抢占乌龟山顶时，敌人也到了乌龟山脚下。林连长指挥全连猛烈冲锋，抢先占领了乌龟山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15日上午8时，敌人又向乌龟山发起冲锋，林连长和两个排长、三个班长先后牺牲，战士们无比愤怒，喊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冲，又一次打退日军。这时，谭震林来到2营指挥所，站在重机枪手位置观察。父亲估计敌人会用炮火报复，硬把谭副司令拉了下来。他们刚离开原来的位置，一发炮弹就落了下来，真危险啊！谭副司令却风趣地说：“敌人送那么大的‘蛋’，你看多客气！”

上午9点来钟，陈营长右臂负伤，包扎后仍在坚持指挥，谭副司令要陈营长下去治伤，由父亲继续指挥战斗。战斗到黄昏，日军川岛中佐被击毙，无法再组织进攻。这场血战经过22小时，敌人先后投入兵力2200多人，死400多人。新四军缴获了一批枪炮子弹，也伤亡了80多人。

20日晚，日军133联队会同川岛警务队2000余人前来报复，2营在父亲指挥下对敌伏击，配合友军将敌人赶出了繁昌城。这场战斗敌伤亡100多人，新四军仅伤9人、亡2人，以1:10的伤亡比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为备战

1939年秋天，一天晚上，谭副司令突然把父亲找去，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长炎同志，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一支精干队伍到江北的无为县去，名义上是扩军。到了那里后，你要把无为的东西南北跑遍，了解所有的情况，包括敌情、民情、长江南北交通情况，一个月后回来向我汇报。”一个月后，父亲向谭作了汇报，谭听了非常满意，高兴地说：“不错，你们这么短时间就了解了许多情况，还扩编了队伍。很好，很好！我们的目光就是要放到江北。”从谭副司令兴奋的神情中，父亲感到他正在思考着皖南新四军发展的方向。

1939年12月底，谭震林又指派父亲带一支精干部队去无为，前后活动了三个月。在无为，他们与县委胡德荣同志会合，从西跑到东，从南跑到北，对日伪军、土匪、鬼子据点、国民党军队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父亲回到繁昌后向谭作了详细的汇报，谭副司令非常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说：“长炎同志辛苦了，不简单！你不仅跑遍了无为，了解了那儿的敌我力量对比情况，还扩充了三四十人，收获真不小啊！”在座的还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谭副司令说：“你下次去无为，回来后可向胡荣同志汇报。”这次谈话让父亲隐约感到谭副司令可能要离开三支队了。当父亲再次从无为返回繁昌时，谭副司令已调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去了。谭走前说的那句“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一直在父亲的脑海中。

1940年11月，新四军军部派出一个渡江筹备小组，过江到无为侦察渡口、筹集船只。父亲因经常在江北活动，比较熟悉情况，也参加了渡江筹备组的工作。他们在江北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了一二百条船，渡口也都看好了。那时三支队在皖南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构筑工事，加紧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工作。当时5团的主要任务：一是堵住长江南岸荻港镇一带的鬼子，防止他们在大部队过江的时候进行袭扰；二是防止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捅刀。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密谋在江北和江南前堵后击，并通过广播散布假消息，导致新四军军部最后确定了绕道走茂林去苏南、再择机北渡的路线。

浴血皖南

激战高岭。1941年1月6日，三支队政委胡荣下达了5团担任军部后卫的任务。部队士气高昂，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掏了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把能不带的东西都尽量扔掉，以便轻装上阵，迎击敌人。

7日晚10时左右，军部命令5团抢占高岭、阻击从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5团在高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坚持了三天，杀伤数百敌人，而父亲所在的2营只伤了二三十人。高岭就像一道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指战员们虽赶了三四天的路，经过了激烈的战斗，没吃什么东西，没睡什么觉，但由于多次击退了敌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自身没有多大伤亡，士气仍然很高。

血染东流。5团从高岭下来，向东流转移，2营继续担任前卫。雨天路滑，父亲和陈仁洪等丢下战马，和战士们一道步行前进，11日拂晓赶到了石井坑，听到四周山上到处响着枪声，周围的几个庄子及其山坡路旁，到处有不成建制的部队。他们远远看到前面树林里有电台的天线，知道军部就在前面，不一会儿就看见叶挺军长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远镜，不停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神情很镇静。叶军长看到5团的队伍仍很整齐，非常高兴，对父亲说：你们来得好，我们的队伍正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已经很疲惫，请2营赶快到东流山主要高地，把教导总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队伍休整。他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全营指战员，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5团是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30年代起已经屡建战功；今天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5团是一支过硬的红军部队！他指着外王家南侧山坳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听了叶军长的话，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陈仁洪和父亲带领部队很快上了东流山，后来1营、3营的战士们也上来了。全团到东流山后马上构筑工事，1营在左，靠近主峰；3营在中，2营在右，各守一个山头。当时全团尚有一千五六百人。

11日下午，敌国民党军40师向东流山发起进攻，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流攻击，都被5团打了下去。天黑以后敌人暂停了进攻，新四军抓紧时间，一边整修工事、整顿组织，一边到阵地前收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补充自己。抓到的俘虏称，敌40师一个旅长被击毙，另一个旅长被击伤，部队损失过半，因此敌师长下令抓到5团的人一个不留。一个战士打趣说“咱们5团还是特殊待遇”，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2日下午，敌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先用迫击炮朝东流山猛轰，再用机枪扫射。陈仁洪和父亲下令，敌人不到跟前不打，以免过早暴露目标和浪费子弹。敌人先强攻3营阵地，被打退，又向2营阵地冲锋。2营奋起反击。阵地有几处被敌人突破，战士们就同敌人肉搏，有的干脆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战斗中，陈仁洪营长不幸左胸负伤，棉衣被染红，父亲立即接过指挥旗，继续指挥战斗，左胳膊负了伤。他用电话向团部说明了情况，团部立即派员接替指挥。父亲把快慢机交给了特派员刘国兴，离开不久，部队就突围了，但伤亡很大，全团6名营级干部两名牺牲、三位负伤，2、3营只剩下几十人。其余战士全部牺牲在东流山上，鲜血染红了山上的岩石。

养伤突围。天黑时，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枝和绑带做了两副简易担架，抬着陈仁洪和父亲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父亲由于左肩胛骨被打穿，伤了关节，连续几天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也没有药品。敌人每天搜山，饥饿寒冷和伤痛威胁着父亲一行。严酷的环境下，有的同志开始出现急躁情绪，父亲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给大家讲红军游击队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并鼓励大家说：“党要我们隐蔽突围，保存力量。我们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他还召开党员会，要求党员发挥模范作用，保存队伍完整到达江北。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在山上挖野菜充饥。

2月中旬，他们找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7师参谋长李志高、7师55团团长谢忠良等20多人，父亲还向项英提出了一个埋藏多时的疑问：当初为什么不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渡江，而要绕道茂林到苏南再渡江？父亲还讲了从铜繁之间直接过江的几个有利条件：一，路程近；二，群众基础好，地形道路熟悉；三，江北做好了渡江的准备，组织了近两百条船，一次可以渡四五千人。

陈仁洪和父亲还要求留在项英处担任警卫，时机成熟时带路突围，但项英找人商量后，没有同意。3月16日晚，李志高、谢忠良带十几人，抬着负伤的周子昆警卫员黄诚来到父亲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负了伤，送到你们这里休养治疗。半个月后，父亲找到了地方党组织，留下了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同志，在皖南党组织领导下，组织游击队继续战斗。

4月10日黄昏，在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六七十人集合，准备突围江北。其中，营以上干部有父亲马长炎、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继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人，排级干部有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二三十人。

13日黎明前，父亲一行安全到达江北白菀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孙仲德，向他们汇报了皖南事变、项英和周子昆遇难，以及突围的情况。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江北，与主力部队汇合了。1941年5月新四军7师成立，父亲任56团1营教导员，同年8月任57团政委。

新四军老5团是一支由坚持过三年游击战的红军战士组成、经过繁昌保卫战洗礼和皖南事变磨难、打不垮摧不烂的英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