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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大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前曾担任过上海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组长，先后在《儿童时代》 《少先队活动》 《大江南北》等报刊工作，编著、出版过《火红的青春》 《报童之歌》 《海纳百川新歌谣》等专著，是上海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大江南北》杂志副主编岗位上退休。他去世已有一年，然而我还常想起这位“厂弟弟”少年时动人的故事。
章大鸿的乳名叫“厂弟弟”，说起这个乳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心酸的往事：章大鸿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其母在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当工人，常年扯烟叶，手指时常磨出血。1933年11月的一天，章大鸿在烟厂出生。那时女工生孩子若休产假，就会被扣掉本就少得可怜的工资，生活就更加困难！有人说，孩子在厂里生的，就叫“厂弟弟”吧！从此以后，“厂弟弟”就在全厂叫开了。
他妈妈看着“厂弟弟”，心里很不好受：儿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命真苦啊！
1937年，日寇全面侵略中国。眼看上海日子过不下去，章大鸿的母亲不得不叫外婆带着孩子们回浙江乡下去避难。但乡下也不太平，日本鬼子常来“扫荡”，年迈的外婆经不住折腾去世了。母亲只好将几个孩子接回沦陷的上海。那时烟厂已被日寇占领，不发工资，工人和老百姓一样，吃的全是数量不多又发霉了的“户口米”。大人还可忍，孩子却饿得哭天叫地。章大鸿的小妹妹得了伤寒，因无钱治疗去世。妈妈锯掉床板，钉了一口小棺材，含泪把小妹的遗体扔到炮台湾的乱葬坑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把接收搞成“劫收”，上海物价飞涨，老百姓又陷灾难。因家里困难，章大鸿的姐姐去给人家当“童养媳”。姐姐对章大鸿一向很好，为了省钱给弟弟念书，自己不去上学；平时有啥好吃的，也总是先让给他。现在姐姐做“童养媳”去了，章大鸿怎能舍得？
地下党的小发行员
1946年9月，章大鸿考进了浦东洋泾中学。教数学的曹老师看大鸿出身贫寒，很爱学习，又喜欢写作，就拿些进步书刊给他读。那时，章大鸿还不知曹老师是地下党员，只认为曹老师的话句句在理，全都为穷苦人着想，听来十分温暖。有一天，曹老师抱着一捆报纸走进教室，对同学们说：“这是新出的《新少年报》，是专门办给青少年们看的，希望你们喜欢。”下课后，曹老师把章大鸿叫到一旁，问：“大鸿同学，我想叫你当《新少年报》的义务小发行员，你愿意吗?”
章大鸿曾看过《新少年报》，报上许多文章都说到他的心坎里。他想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外婆去世，小妹病死无钱下葬；国民党来了，物价飞涨，姐姐当“童养媳”……想到这里，他对曹老师说：“老师，我愿意。”曹老师说：“那好！可发行报纸工作很辛苦，能坚持吗？”章大鸿态度坚决，说：“老师，我能！”
一天，有个叫“阿段哥”的人来到章大鸿家，送来一捆《新少年报》，要他先送到洋泾中学，发给订报同学，然后再把报送到浦东沿江的其他十来所学校。为便于送报，阿段哥还给了章大鸿一份学校和接报人的名单。章大鸿知道，这是曹老师不宜直接和报社的地下党员接头，于是通过组织和报社联系后，由他这个一般人不会注意的学生来当发行员。章大鸿二话没说，就接过报纸。此后，不管天冷天热、路远路近，他都把报纸送到每一个学校，交给指定的进步老师，再交到学生手中，没出过半点差错。
1948年12月2日，按理该是《新少年报》第100期送到的时候，可报纸迟迟没送来。几天后，第100期的报纸送来了，但仅有一份，报里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被迫停刊了！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伤，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光明属于大家的……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让我们为未来的再见努力吧！”原来，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发现《新少年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就禁止各学校订阅。这期《新少年报》上，还有章大鸿写的一首小诗《假如我是匕首》，结尾写道：假如我是匕首，为了挽回我同胞的自由，誓以我自己锐利的钢刃，剁碎那贪官污吏和野心家，深褐色的心！
为《青鸟》当发行员
《新少年报》停刊，让章大鸿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他说：“国民党能禁止《新少年报》出报，但禁不了《新少年报》播在我们心中的火种！”他和鲍文祥等好友商量后，决定在浦东办个《少年报》，来代替《新少年报》。他们凑钱买了印报纸的纸张，打算请张革力先生来担任主编。章大鸿从浦东过江，上门找张先生，但被对方婉拒。章大鸿又赶到西门路（今自忠路）355号《新少年报》报社，寻找原报社人员来当主编，可为了防止敌人追捕，那里已人去楼空。
章大鸿闷闷不乐了一个多月，收到了不知从哪里寄来的《青鸟》丛刊第1、2期。他看到丛刊登载的公鸡题花，与《新少年报》的题花非常相似，就心里有数：《青鸟》肯定是原来《新少年报》的人员编的。原来，地下党员为了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把《新少年报》改为《青鸟》丛刊，继续在青少年中传播革命的火种。章大鸿立即按照丛刊发行地址，找了好几个地方，在一家布店的阁楼找到了当年安排他送报的阿段哥，并打听到：编印《青鸟》丛刊的，正是胡德华、吴芸红等《新少年报》的人员。从此，每当星期六下午学校没课，章大鸿也来帮忙，拿着《青鸟》丛刊到务本、比乐等中学去义卖，他为自己能继续当上地下党的小发行员而高兴！
1949年3月，《新少年报》党支部遵照中共中央决议，秘密召集上海各区的小发行员、小通讯员成立地下少先队，首批队员中就有章大鸿。他们在地下党领导下，给国民党军警宪特写警告信，给市民投传单，潜到敌营侦察敌军人数、枪支、弹药，为上海解放出力，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表扬。上海解放后，陈毅、宋庆龄、邓颖超等还接见了他们。章大鸿高兴得直流泪，在马路上大声高呼：“上海解放这一天终于盼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