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新四军有过许多指示。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指示，碰巧都是5月4日发出的。一个是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项英电，指示新四军应进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再一个是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南局电。这个电报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加了标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两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作战方针、内外关系、斗争策略都有具体的深刻的阐述，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活动都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指引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篇章。
二
1938年4月，组成新四军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从八省十四个游击区先后到达皖南和皖中集结。根据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新四军的任务是在敌侧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牵制和分散日军兵力，以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面对新的作战对象、新的作战环境和新的作战任务，是迅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还是先健全编制，改善装备，整顿训练，做好准备？在新四军领导人和指战员中认识并不一致。
早在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还在集结途中，毛泽东就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也区在在江切、内的脉，即以溧阳、漂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但是，离开熟悉的崇山峻岭，到平原水网地区去打游击，能不能站住脚跟？许多人还有疑虑。对国民党划定的活动地区和进军路线，也需要保持警惕。1938年3月18日，项英致电毛泽东、陈绍禹、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当局命令新四军出南陵沿大茅山脉行动，“显系借刀杀人”，“不能接受”。毛泽东于3月21日复电，认为“开经南陵一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据于敌之侧后，正好活动”。4月29日，项英再次致电毛泽东，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但仍然强调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给予新四军的任务，“显然是将我们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使我们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因而，他拟采取如下对策：“我们的计划：利用短距离行军，每日约三十里路行程，其余时间进行教育，同时拖延时间，侦察地形。达到泾县与南陵之间，靠山地集中，由各支队各派遣一部出动(等先遣队回后)，大部求得整训，争取时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着新四军一些同志的犹豫和疑虑，毛泽东发来了第一个五四指示。指示开头就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这一定条件，就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加上指挥的机动灵活。
此时，日军正集结重兵以南北两路会攻徐州。日军华中派遣军沿津浦路北犯，后方比较空虚。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要求新四军抓住时机，迅速挺进敌后，“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这就是说，不必等先遣队回来再派主力出动，更不必每天行军三十里拖延时间。
四第一个五四指示还规定了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任务和步骤。第一步，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向苏浙秃边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离开了国民党控制区，进入了敌人后方，就有了抗日的行动自由，有了发动群众、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的行动自由。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就是说，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进一步东进北上，向一切日军占领区发展，开辟广阔的华中敌后战场。
第一个五四指示还对新四军在抗目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指明了策略原则。毛泽东说：“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第一个五四指示给了新四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坚定了决心，增强了信心。新四军坚决、迅速地执行了这一指示。5月12日，第一支队就在司令员陈毅率领下由境南太平县出发，向苏南茅山地区挺进。5月28日途经南陵县，陈毅根据第一个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在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6月中旬，第二支队也从皖南东进，展开于苏皖边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不久，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司令员张鼎丞先后回支队指挥。
在茅山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新四军继续执行第一个五四指示提出的东进北上任务。1939年5月5日，陈毅派叶飞率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名义继续东进，到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之间即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这之前的4月10日，管文蔚率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长江中的扬中县，控制了向北发展的跳板。11月14日，陈毅又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四团一部北渡长江，以新四军苏秃支队的番号在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活动，为主力北渡建立了桥头堡。
第一个五四指示虽然只对新四军江南部队部署了任务，但是，坚决地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这个精神对新四军所有部队都是适用的。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自豫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向豫东敌后挺进。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也自竹沟镇南下，执行创建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在此期间，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秃中袭击日军，打了好些胜仗，但由于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思想跟不上形势，延误了继续东进发展秃东的时机。经叶挺、张云逸北上秃中说服动员，高敬亭于1939年5月中旬下达了挺进皖东敌后的命令。不久，这支部队扩编为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创建了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和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12日，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曾上报实力统计：已到集结地 9320人，尚在途中1009人，全军共10329人。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据1939年底的实力统计，全军已有49901人。到1940年底，全军已有88744人。
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基本上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集中主要兵力“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当局则积极开展政治诱降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滋长，反共分裂活动愈演愈烈。1939年12月以后，国民党以几十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则以在苏皖的兵力实行军事进逼，迫令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企图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以便在狭小的江南地区伺机歼灭。
怎样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在新四军领导人中仍有分歧。《毛泽东选集》在第二个五四指示的题注中指出：“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于国民党当局要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的无理命令，项英认为只能同意和服从。他在1940年4月10日、14日、16日、20日、22日连续给中共中央发电报，一再主张江北部队南调，甚至用了“再度坚决要求”的词句。
毛泽东在4月18日即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复电项英，指出：“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这里所说的叶张两团，即叶飞指挥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陶勇)指挥的新四军苏皖支队，此时已经不是两个团了。4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项英，指出国民党当局要江北部队南调是一个阴谋，“现在和将来，全部和一部，均不能南调”。毛泽东起草的第二个五四指示，则是立足全局，对形势、任务和斗争的方针、策略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首先针对项英的“江南特殊论”，论述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的必要和可能：“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发展抗日力量和克服投降危险的关系，批判了“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毛泽东特别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当然，“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
第二个五四指示在最后特别说明，这一指示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请东南局和新四军坚决执行；并指定在皖南由项英传达，在苏南由陈毅传达。但项英对这一指示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只是由袁国平代他作了传达。
陈毅在苏南立即传达和坚决执行了第二个五四指示。他在5月19日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在苏南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部署。电报中说：“布置中央五四指示，召集团县以上负责会议传达，全场振奋，指出过去关于国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7月，新四军苏南部队主力北渡长江。10月，陈毅指挥了以7000兵力歼敌万余的黄桥决战。这场决战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是执行第二个五四指示的范例。
第二个五四指示在新四军各部队都得到了竭诚拥护。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肯定了张云逸的第四、第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的豫鄂挺进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的第六支队在准北的坚决斗争，认为均“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并且从这个指示中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了斗争的策略原则。各部队在坚持对日伪军作战的同时，坚决勇敢地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部队。1940年8月的准(安)宝(应)战役，1941年2月鄂东的大悟山战役，1941年10月苏北的程道口战役，1942年11月浙东的保卫三北根据地的战斗，都是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侵犯取得重大胜利的战例。1943年3月淮北的山子头战役，俘获了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以下千余人。新四军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韩德勤作出今后不再反共的承诺以后释放了他。从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淮北和苏北驱赶新四军的计划彻底破产，新四军第三、第四师得以集中兵力和精力进行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已拥有6个主力师28个旅，共21.5万余人；另有苏中、淮南、苏北、准北、湘鄂豫皖、皖江、苏浙7个军区25个军分区，地方武装9.7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