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华同志是我最亲密的好友，好同志。三十年代在北平农学院闹学潮时，我们一起反对过农学院长；在留学日本时我们在一起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起回国，一同找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我被分配到八路军，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见了面。他在华东工作，我在湖北、广东、河北等地工作，少有见面机会。退下岗位后，我们才有若干次来往。1997年，他病危时，我到上海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在沉默中诀别。
1933年下半年，盛华的叔父盛成(在农学院当教授)把他带到农学院插班后我们碰到一起了。当时，我有组织关系，在党指示下，反对法西斯化的军训，发动群众支持冯玉祥组办的抗日同盟军，反对大专院校的法西斯化，等等。在这些活动中，盛华也积极参加。特别是反对农学院院长的斗争，他表现突出，几次跟院长当面抗争，弄得院长理屈词穷。农学院长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一次，他讲社会学，在讲到人口密度时，竞胡说：“在同一单位面积中，人口越多，密度越小；反之，人口越少则密度越大。”盛华起立问道：“照你这样说，应是西藏、新疆人口密度最大，而江苏、浙江人口密度最小，是么?”院长恬不知耻地说：“是的。”盛华不让步，问道：“那么，我把你的说法，送到报社，登在报上，请世人评论一下行么?”院长被迫走投无路，便耍院长的威风：“我在讲课，不是跟你闲扯。不愿听，走出去!”盛华没有被他吓倒，学生大笑。院长气极，把书一收，一拍桌子：“下课!”灰溜溜地走了。
盛华和我于1934年都被院长开除了。
我无处安身，到外地教书去了。盛华跟叔父盛成留在北京。
在这过程中，我与盛华成了知心之友，我想介绍他入党。1933年，蒋介石派宪兵第三团进驻北京，向机关、团体、学校到处派遣特务，北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到1934年，我也与党失掉了联系。
我教了不到一年书，积攒了300元钱，便想乘中国币值高于日本币的机会，去日本。在中国不许卖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日本公开卖(只是书中划去了若干辞句)，到那里可以多读些理论。
读书、学理论的想法，与盛华一拍即合。他先走了一步，为我探路。那时，省吃俭用的话，200元便可以在日本生活一年。于是我也去了日本。
在日本，我俩努力自学，研究马克思理论。
“七七”事变后，我们回国参加抗日。我俩先到南京找八路军办事处，但因为国民党从上海败退下来，眼看敌人就要打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撤走了。
我们找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我是北方人，要求办事处把我派到北方；盛华是南方人，便派到南方新四军了。从此天各一方，奋战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盛华一生勤于学习。他力主“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为革命而学，在革命实践中学。他每日每时抵制旧意识的作祟，愈来愈广泛地树立起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所以，他能够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无忧无惧，触物不为物累，毁誉不成包袱。这是他研读马克思主义与奋力革命实践中得来的。
盛华平易近人，热诚待人，原则上不让人，这也是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表现。“平易近人，热诚待人”，是因为他懂得人民内部平等，只有把自己的智慧与人民的智慧融汇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原则上不让人”是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无产阶级气质的修养。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作风。盛华同志的一生，保持了这种作风。处顺境不骄，处逆境不馁，泰山压顶不弯腰，平生无所畏惧。他深深懂得：共产党员唯一的大事就是为共产主义奉献一切，生命不止，工作不辍。盛华离休后，也是这样做了的。
盛华病危时，我去医院看了他。
他身上盖着一条旧被子，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干癌的皮肤没有血色，无神的眼睛凝望着我。
我握着他的手，与他在无声中交流着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永远炽热的友情。真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离开了医院，我到了他的家，只见卧室里一张破旧的木床，放着早已褪了色的旧被廓；床的对面是一个破旧的木制书架，书架上放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中外历史和一些文学名著。书和其他家什一样旧，一样破。室内还有几个木凳子，一张小条桌，条桌上一台十八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就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盛华同志唯一的一件家用电器。这是盛华同志信守延安作风的见证。艰苦朴素，甘守清贫，实质上是要以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境界为基础的。
我回到武汉四五天后，他辞世了。
“注意节哀，保重身体”，这是我对盛华同志爱人说的“套话”。除此之外，又能说什么呢?
我以有这样好友、同志为荣。他生，我高兴；他走，我相信他的灵魂仍在人民之中，他是永生的。盛华，安息吧!
(作者李尔重，现年90岁，曾任河北省省长、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