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三位“左联”作家

成立于1930年3月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创建的革命文学组织，目的是与国民党争夺宣传阵地。记得毛泽东赠“左联”作家丁玲《临江仙》词中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称赞丁玲手中的一支笔，胜似三千精兵。其实，“左联”作家中不少人后来投身新四军，文武兼备，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三位令人尊敬的老师——夏征农、杜宣、吴强。

一

“鲁迅研究”现在是一门显学，但开“鲁迅研究”之先河的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艺评论家夏征农。这是我20年前专访夏老时获悉的。

1997年3月，我专程拜访文坛宿将夏征农。夏征农（1904—2008年），生于江西丰城。他1938年参加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辞海》主编等。当年采访他时已年逾九旬，但他耳不聋、背不弓，丝毫没龙钟之态。他身着一件蓝色羽绒服，头戴一顶呢帽，鼻架一副眼镜。他先同我握了手，然后示意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自己习惯地在藤椅上坐了下来。我们的谈话，从夏老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涯开始。

夏老深情地回忆说：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当时，校内有一股“鲁迅热”，有的同学学着鲁迅的笔调写起杂感来。1927 年秋冬之交，鲁迅来上海，应陈望道之邀在复旦大学作讲演。夏征农闻之喜出望外，那天早早来到会场，坐在第一排。上完课，夏征农走上前对鲁迅说：“鲁迅先生，我十分喜欢写作，请您多给我一些写作方面的指导行吗？”鲁迅满口答应。之后，夏征农经常寄习作给鲁迅，鲁迅对这位热情好学的文学青年十分喜欢，来信必复，有作品来即批阅。在鲁迅指导下，夏征农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回顾这段经历，夏征农动情地说：“不出几天，就有回信。鲁迅先生爱护青年的诚恳态度，真使我感动得流泪。”

夏征农与鲁迅建立了通信联系。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33年到1936年10月鲁迅去世的三年中，夏征农与鲁迅通信就有十多次，最频繁的时期是1934年第四季度，当时夏征农参与编辑杂文刊物《太白》，经常向鲁迅约稿，每月平均有两次通信。可惜的是， 夏征农当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情势险恶，未能把鲁迅的书信保存下来。

1933 年初，夏征农由祝秀侠和陈冶波介绍加入“左联”，参编《春光》 《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鲁迅逝世后，夏征农曾约请几位相知的同志，拟定题目，撰写专文，将此辑成《鲁迅研究》一书出版。据夏老回忆：鲁迅去世后，社会上各种人物包括反动文人，都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叽叽喳喳，各说一通。有的对鲁迅的为人、思想及所走道路肆意歪曲和诋毁，有的则把鲁迅神化了。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鲁迅、评价鲁迅所走的道路，是当时摆在左翼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于是，1937年夏征农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开创了鲁迅生平及其思想研究的先河。不经意中，年轻的夏征农造就了日后的一门显学。

《鲁迅研究》中收集的11篇文章，除夏征农的《代序》和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两篇外，其余9篇对鲁迅思想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因为作者大都是同鲁迅一同战斗过的，写得有血有肉、合情合理，分析也有一定思想深度。事隔40多年后，在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更名为《珍贵的纪念》，充分印证了该书的史学价值。

最后，夏老签名赠我一本《征农文艺散论集》，其中一些篇章写得单刀直入，明白晓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静心读之，似有一股凛然正气扑面而来。

二

我认识的第二位“左联”作家是杜宣，他以剧作和散文见称于文坛。

杜宣（1914—2004年），原名桂苍凌，江西九江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战地服务团秘书，《评论报》 《群报》总编辑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派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常驻代表、书记处书记，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主席。当年杜宣已年届耄耋，头发花白，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说话中气颇足。虽是名人，却平易近人。我们的谈话如同拉家常，随和、融洽。他就像一位长者，在对后学娓娓叙述过去的岁月，更似一位朋友，坦率地介绍着自己的见闻、看法和体会。笑谈之间，我分明看到了一个老战士的坚毅风度。

杜老告诉我，他从小喜欢鲁迅杂文，年轻时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就爱读鲁迅杂文，并留下深刻印象。1933年9月，杜宣去日本留学，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左联”日本东京支部，从事左翼文艺运动。1935年初，经过商议，他们决定自己掏钱办刊物。由于大家都敬慕鲁迅，就给刊物直接取名《杂文》，编辑工作主要由杜宣负责。创办伊始，为扩大影响，要拉名家撑市面，他们就向正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约稿。郭沫若不久如约来稿，但没用本名，而署了个笔名“谷人”。他们有些失望，但郭说：“文章高下不看名声，要看质量。”记得当时他们也向居住在上海的鲁迅约稿，并寄出了《杂文》第一期，请他指正。没多久就收到鲁迅的稿件，题目叫《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后来鲁迅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时改名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的文稿用的是本名，他们十分高兴，马上赶排在《杂文》第2期上发表了。郭沫若看到鲁迅稿件署了“鲁迅”，也就同意他的文稿署名“郭沫若”。由于鲁迅、郭沫若两位大师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刊物在国内立即受到读者的重视。

谈起《杂文》的战斗经历，杜宣显得兴致勃勃，如数家珍。杜宣说：可惜《杂文》出到第3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于是我们改名《质文》，继续战斗。杜老解释道，改名《质文》是郭沫若提议的，他说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改名《质文》，一是提倡质朴文风，才有利于载道释疑，流传人间；二是《质文》与《杂文》语音差不多，也即寓意继承传统吧。《质文》出至1936年11月也停刊了，前后共出8期。鲁迅逝世以后，《质文》曾刊出“追悼鲁迅先生”专栏。

为还原历史的真相，一睹当年《杂文》刊物的风采，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以不菲的价格，买回终刊号《杂文》第3 期，和《质文》第2卷第1期。刊物封面粗壮的木体字“杂文”以红字显示，非常醒目。封面右上角有两行小字：已呈请日本帝国内务省登记，中华民国留日监督处审查。封底编辑者、发行者为日本，而总经理是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上海群众杂志社。这是一份跨国编辑发行的杂文刊物，由此受到了日本反动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迫害。 

杜宣喜用烟斗吸烟，也写得一手好字。记得当时他拿出笔墨，当场挥毫写下其斋名“晚晴斋”，那张我俩的合影就记录了这一美好的瞬间，可谓是“紫气东来”。我乘机提出为我题写斋名“紫来斋”，杜老也爽快同意了。

三

吴强是我认识的第三位“左联”作家。吴强（1910—1990年）笔名吴蔷、叶如桐，江苏涟水人。1933 年，他与其他五位就读上海正风中学的学生，因为爱好文学被吸收为“左联”成员。他在1938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干事、军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兵团政治部宣教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华东文联党组成员，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著有长篇小说《红日》 《咆哮的烟苇港》，话剧剧本《逮捕》等。

我与吴强的交往始于一封书信。那是1983年7月23日，《上海工人报》（即现在的《劳动报》）向社会公开发行，邀请新闻界老前辈座谈。吴强出席并代表市文联和作协，向《上海工人报》的公开发行表示热烈祝贺，并针对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思想问题说：“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认为工人吃不大开，而知识分子却吃香了，这恐怕是个错觉。刚才几位同志讲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领导阶级，这个地位不管哪个阶级都不能替代；但是，光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建设四化也不行，必须团结农民，团结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阶级。”

9月27日，《上海工人报》在“编读往来”中以《大家都来支持办好〈上海工人报〉》为题，摘要刊发了吴强的讲话。我看了后，一方面为吴强敏锐的观察力和紧密联系实际的作风而钦服，因为批驳当时社会上那种“工人吃不大开”的观点，无疑是很有针对性的。另一方面，我细细琢磨他说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那段话，又感到似有欠妥之处。因为从上下文的意思会给人“工人阶级是不包括知识分子”的感觉，这样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编读往来”在“告读者”中说，这是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会不会整理时有“走样”之嫌？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给吴强。我当时就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冒昧写信，以求指正的。我的信是10月18日发出的，不想22日吴强就回信了。信中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说，是对的。我说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知识分子……语意是工人要团结农民、知识分子，工人是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两者同属工人阶级，但也有所不同。我当时那样说，还是过去的概念。蒙你指出，谢谢。”他的回信速度之快、态度之谦逊、襟怀之坦白、令人深为感动。

2010年，上海作家协会等单位在沪举办吴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我有幸与会并作了《一封书信见精神》的书面发言，被《上海作家》和《文学会馆》先后刊发，最后还被收入吴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现在，这三位“左联”作家虽然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那种“为民写作忙呼号、为国战斗披征衣”的精神，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