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宋时轮同志
“文革”之初，我的内弟华迪平响应组织号召，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揭发了邱会作的问题，没想到竟捅了马蜂窝，遭到疯狂报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迫害致死，却被诬为“叛党畏罪自杀”。我妻华荫庄十分了解自己的弟弟，绝不相信弟弟会叛党自杀，多次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澄清华迪平的死因。荫庄坚持正义的行为，激怒了邱会作一伙，在他们的指使下，她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整整折磨了3年。与此同时，我也受到株连，多次被关进“牛棚”，遭到严刑逼供，致使右耳等多处伤残。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整顿。这年11月1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批准了《关于华迪平同志被迫害牺牲的结论》，宣布为华迪平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并于当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件事在当时曾经给我们全家带来不小的欢乐，但谁知此后我妻华荫庄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我和妻子反复商量、再三考虑，最后决定去找宋时轮老司令员。
宋司令员是一位关心、爱护部属，十分可亲可敬的老首长。1950年冬，他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作战。当时，兵团司令部驻在朝鲜北部江界胜芳洞附近的一个山沟里，我在兵团司令部作战处汽车队当文书。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宋司令员身边去作抄写作战文书的工作。这时我心里异常紧张和兴奋，心想像我这样一个刚入伍不久的青年学生，就能担负这么重要的任务，领导上对自己该是多么信任啊!走了大约10分钟，我就到了宋司令员的住处。这是一个紧贴山脚的很大的防空洞，四周全是用就地砍来的大松树圆木修建起来的，相当坚固。洞里分内外两间，外间住警卫员，里间是宋司令员的办公室兼卧室。洞里很暗，全靠电石灯、蜡烛照明。宋司令员房里只有一张用松木段架起来的小床和一张用木板钉起来的小桌。床上铺着一条黄呢军毯。我抄写文电的时候，只能坐在他的床边，伏在那木板桌上。不多一会，特务长拿来一份文稿交给我，约有五六张纸，要我迅速誉清，并再三叮嘱我：“这是绝密材料，对谁都不许说它的内容，千万要记住。”文稿写得十分潦草，很多字都看不清楚。为了辨认这些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抄着抄着眼睛渐渐模糊起来。半个月来，由于紧张的战前准备，实在太劳累了，坐下时间一长，怎么也抗不住阵阵袭来的倦意，我竟伏在小桌上睡着了。宋司令员是什么时候、怎样进来的，我全然不知。他拣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和笔，轻轻地拍打了几下我的肩膀，笑着对我说：“小鬼，你是从电话排来的吧，怎么在我这里架起了这么多的电话线和电线杆呀?”我睡眼惺忪地回答说：“首长，我不是电话兵，没干过架线工作。”一边回答，一边暗自吃惊，怎么初次到司令员身边工作，又是这么紧要的事，竟打起瞌睡来了， 如果误了事，即便杀了头，也挽回不了造成的损失啊!我深感内疚，不觉低下了头，悔恨起自己来。司令员见我这样，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十分怜爱地对我说：“小鬼，你的字写得很认真很清楚，笔画横平竖直，横笔就像电话线，竖笔就像电线杆，你这不是从电话排来的吗?哈哈。还有半张纸，写好就去休息吧。快把这两片白参含在嘴里，5分钟后拿出来用干净纸包起来收藏好，以后在疲劳而又有急事的时候再拿出来用。记住了没有?”这时我才知道，是司令员见我疲劳得支持不住了，在我睡着的时候叫警卫员去拿来了他自己使用的保健品。我曾听说过，这是金日成将军送给志愿军首长的野山参。于是我急忙说：“司令员，这是您的保健药品，我不能吃!”这时他忽然严肃起来：“不行，你要执行命令。”说着就把白色参片塞进了我的嘴里。我顿时感到心里一阵激动，精神忽然振奋起来，目光也觉得清亮了。我加快了抄写速度，大约半个小时后，便完成了任务。从此以后，我便一直担负这项工作，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被调到第五十九师秘书科工作时，才离开宋司令员。
我回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立刻燃起了获救的希望，深信这样一位热情关怀部属的老首长，在我身遭危难，求助无门的时候，一定会尽力给我以帮助。事情也
果真是这样。这时已经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职务多年的宋时轮司令员，从秘书手里接过我当年的一张6寸半身照片后，略加思索，便记起来了：“是啊，就是这个小鬼，在朝鲜时替我抄写过不少的会议记录和作战文电，字写得很认真，笔画横平竖直，任务完成得不错，我很喜欢这个小鬼。”老人家对我们夫妻的遭遇十分同情，在看了我们的申诉后决心进一步了解情况，帮助我们平反冤案。这以后，我两个女儿曾多次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宋司令员，打听申诉落实的情况，每次都受到雷渊深和马玉玲两位秘书的热情接待。雷秘书告诉她姐妹俩说：“宋院长记忆力很好，能清楚地回忆起你爸爸当年在朝鲜认真工作的情景，并十分重视你们父母的平反申诉，不仅在申诉信上写了意见转给上海市委，而且在去上海时， 还亲自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领导同志讲，贾华岳和华荫庄夫妇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请市委一定要为他们落实政策，把这件冤案平反的事情办好。'
听完女儿的述说，一股巨大的暖流顿时注入我们夫妇俩的心田。1982年冬天，我与老伴的冤案经市委有关部门的复查，终于获得了平反。不久，我们的三个孩子也先后参加了工作。从此，一家人重新开始了平静幸福的生活。为了面谢尽心竭力帮助我们的老首长宋时轮，我们全家于1990年5月专程赴京。13日上午9点，我们如约准时来到老首长在北京西山的住宅。见面时，我和妻子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向老首长表示谢意。老首长说：“你们要感谢的不应是我，而应是我们的党。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正确、政策对头，才有了你们夫妇的今天。”多么朴实的语言啊!老首长是一位只知为党工作，从来不愿夸耀自己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前后，他冒着风险，克服困难，帮助一些同志平反冤案、出来工作，绝不只是为了战友之间的情谊，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时我女儿凑上前去，拿出日记本要请老司令员题词。起初，他不答应，诙谐地说：“我写不好。”后来在我女儿再三要求下，他才同意让穆俊杰秘书代笔，他用和蔼商量的口吻对我女儿说：“请他代我写好吗?”我女儿听后十分高兴。穆秘书立即遵照老首长的指示，在华黎的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了16个字：“华黎同志：继承光荣传统，刻苦努力工作。”老首长审阅后，在“刻苦”与“努力”之间加写了“学习”二字，并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个题词不仅是对华黎夫妇、也是对我们全家的勉励与期盼，饱含着老人家的深情厚意和殷殷嘱托，使我们十分感动。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已经两个多小时。我起身告辞，走上前握住老首长的手说：“你们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好，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幸福。我们祝愿您长命百岁!”
他听后笑着说：“我的目标是120岁，想争取多活一些时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再多干点事情。”临行时，老首长夫妇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外。
时光易逝，情谊难忘。如今，老首长虽已逝世，但我们全家仍是无时不在深深地怀念着他。我们永远感谢他在严冬里给我家带来了温暖，永远牢记他对我们全家的期望与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