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太福同志(1907—1979)，原是新四军六师第十八旅侦察参谋、敌工科高邮敌工站站长，江南反“清乡”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太仓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他的生平和性格比较特别：是地主家的大少爷，很会享乐，但也很能吃苦：社会关系复杂，当过国民党政府区长，参加过国民党励志社和特工队，但有一腔抗日热血；对朋友推心置腹，乐于助人。
1940年，我在江抗东路(新江抗，即十八旅前身)政治部任青年干事。5月1日，我奉何克希司令之命，到太仓做开辟新区工作，任务是：做浦太福的统战工作，发动群众抗日，迎接部队向东发展。我随向导星夜离开常熟中心区，一清早到达太仓冯家桥。迎面来了一位个子高高、眼睛炯炯有神、皮肤略带黝黑的陌生人，他一开口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对我说：“我叫浦太福，是国民党党员，是这里第五区的区长。我赌嫖吃喝抽大烟样样都会，参加过特工队，在上海打死过汉奸，但是从不欺侮人。”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爽朗热情，一见如故。他把我安排在冯家桥半里多外一个老贫农陈金龙的家里。我同浦太福相处两个多月。1940年7月初我调回东路教导队，不久被任命为教导大队一队政治指导员。那时浦太福也来到教导大队，在二队当学员兼二排排长。从此以后，我们同是江抗、新四军的战友。以后他被调到旅司令部，实际上是在谭震林师长身边当侦察参谋。以后他调到高邮敌工站任站长。上海战役时我们部队奉命从苏州经太仓，直奔上海外围月浦镇。浦太福带领县机关人员和群众一起迎送解放军，为部队送茶水、做后勤，我和浦太福匆匆见面握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南京军区工作，每次下部队或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苏州，我总要抽时间约他一晤。因他身体虚弱，组织上便把他安排到苏州市委统战部任副部长、市体委主任，以便治病。我在和他长期相处和从有关人员的回忆中，知道了他不少的传奇故事。
顽皮淘气，爱打抱不平
青少年时期的浦太福，在学校里是有名的调皮孩子。他身高1.82米，机灵过人。他曾经伙同几个小子，偷偷地把女同学的一双辫子剪掉半根，弄得人家啼笑皆非。他是中学里长跑健将和篮球队队长。一次和别的球队比赛，他提前进场，故意把校门口的挂钟拨快半个小时，让那个球队以为过了约定时间，虚惊一场。他读书不大用功，有时同家中雇工一起下地干活、玩耍，一身泥巴，也不怕脏。他父亲是个地主，没文化，总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将来可显耀门庭，见他这样不求上进，一气之下，曾经狠狠地打骂了他一顿。谁知他从此逃了出去，白天夜晚都不回家来。父母和家人十分着急，四处呼唤寻找，就是不见人。原来他是把自己卷在晒谷场上晒农作物的大竹帘里。第二天全家人连劝带哄，他才肯钻了出来。从此，他父亲再也不敢管教他了。他见到有个学生仗势欺侮同学，同学们都很气愤，却不敢反抗。他偏要出头，伙同几个同学把这个小恶人猛揍了一顿。这个学生的家长、亲戚都是当地权势人物，被揍之后他发了高烧，卧床不起，这下子可闯了祸。对方一家到学校吵闹，要找浦太福算账。但浦太福的家庭和亲戚也有一定的势力，学校没办法解决，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因为学校不关心生病的学生，浦太福联合同学罢课，校方觉得他总是添麻烦，借故把他开除出校。
坚决抗日。组织自卫队
浦太福成年后，曾担任过小学校长，但是他很少到校办公，等于挂个虚名。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犯上海。他满怀爱国热情， 多次参加支援沪郊军民的抗战活动，抢救伤员。他看到国民党部队中有一些英勇作战的官兵，也常看到报纸上登载蒋介石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词，相信国民党能够抗日救国，在朋友的介绍下，就参加了国民党和励志社。励志社的特工队吸收他为队员，在上海从事枪杀汉奸之类的行动。国民党县政府看中了他，委任他为区长。太仓和江南各地一样，沦陷后散兵游勇、流氓、土匪扰乱乡里，日寇伪军不时来抢掠，民众苦不堪言。浦太福便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自卫队，买了几支长短枪，准备继续抗日和维持社会秩序。当时太仓出现了一个“江苏省保安第四团”(简称保四团)，团长王士兰是苏北阜宁人，海匪出身。他收罗散兵游勇和无业人员，陆续吞并了一些地方小游击队，全团号称1000多人。保四团里有3个人同浦太福常有往来，他们是政训主任唐纳民，三营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他们都有抗日决心，对浦太福比较友好，但不能作王士兰的主。王士兰惯于吞并小游击队，浦太福对其不放心，便要求县政府让他从家乡岳王镇的三区改任太仓北面冯家桥的五区区长，离保四团部队远一点。浦太福到了五区后，想依靠太仓东北面沙溪镇单伯龄的游击队，但单伯龄也是整天吃喝玩乐，游而不击，没多久便被日军打散了。后来，浦太福又找当时称为“虞(常熟)太(仓)嘉(定)游击别动纵队”的熊剑东。熊剑东收罗了数百人的武装，自己常在上海租界里当“寓公”(享清福)。后来熊剑东被日本特务抓去，投降日寇当了伪军。浦太福这时十分苦恼，他感到报国无门。
投身革命，出生入死
王士兰部政训主任唐纳民， 是王士兰的同乡，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离了关系，对我党还是有感情的。1939年6月，老江抗东进到太仓地区，他和太福陪同王士兰、县党部书记长、县长等，一起到江抗司令部见叶飞司令、何克希副司令。应唐纳民的要求江抗派了3位同志到政训处帮做抗日宣传工作。唐纳民和这3位同志常借一些进步书刊给浦太福看。浦太福见江抗部队官兵平等、爱护百姓，尤其是听说江抗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火烧虹桥飞机场，打心眼里钦佩这支队伍。江抗回师经过太仓时，他也曾向何克希同志表示过抗日的诚意。在老江抗奉命西撤、新江抗成立不久时，唐纳民因为严惩抢劫民众的士兵，在岳王镇茶馆里被几个兵痞子枪杀了。后来，王士兰的部队在一次日寇突袭中被打得四处溃散，王士兰带着两个卫士逃到上海去了。这时，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收集残部百把人，要求新江抗紧急驰援。新江抗夏光同志带领战士冒着严寒连夜赶来，把保四团残部接应到常熟地区。郭曦晨、李超从此也参加了江抗、新四军。浦太福目睹这一切情况，对新四军向往之心与日俱增。这时，我来到冯家桥，和浦太福一起物色当地积极分子，筹组农抗会、青抗会、妇女识字班。太仓当时是敌人“模范”伪化区，我们的活动还只能是半公开的。一些骨干分子抗日热情很高，曾组织过配合部队破坏公路、拆除电话线和散发抗日宣传品等活动。
1940年6月6日，新江抗司令何克希、参谋长夏光率领第二支队3个连，到太仓经冯家桥，横扫茜泾、牌楼、老闸敌伪据点，一日三战，我和浦太福随部队参战。太仓城里的鬼子一时摸不清情况，傍晚便集中几路日伪军企图堵歼我军，用机枪封锁冯家桥穿山周围要道口。何司令、夏参谋长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把部队带出去?我问浦太福，他说：“我是‘地头蛇’，熟悉小路。我手拿白毛巾，阿施(他对我的昵称)在我后面10来米，部队再跟在后面。我探明情况后挥动白毛巾，你们即跟进。”浦太福带着我们沿村边小道、河沿隐蔽处，边走边探情况，就这样，一晚上绕出了敌人的包围，从归庄回到了常熟中心区。我和浦太福凌晨从归庄返回冯家桥。
1940年4月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把教导队扩建为大队，大量培养干部。7月初，我被调到教导队。我曾经借给浦太福一本油印本《论持久战》，他说已反复看了两遍，相信抗战第二阶段经过艰苦战斗，第三阶段大反攻的新形势一定会到来。
他在我离太仓后不久，便动员爱人何真和几个青年积极分子一起参加了常熟民抗部队，不久他从民抗被调到江抗(后即十八旅)教导大队，何真被分配到“后方医院”学习和工作。
新四军十八旅在经历江南反“清乡”残酷斗争后，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兴(化)开辟游击根据地。不久，浦太福被调任旅部侦察参谋，后又调任敌工系统高邮站站长。有时他也常到教导大队来看我。大约是在1943年底，从北方根据地传来歌剧《白毛女》剧本，旅部、军分区大众剧团立即排练，向军民巡回演出。浦太福和大家一面看戏，也同大家一起流泪，而且哭得难以控制。他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共产党把我变成人。要不是新四军、共产党指引光明正路，我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他在敌工站工作和后来随包厚昌等同志奉命渡江潜入家乡坚持斗争的几年中，经历了许多艰险，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任务。他利用高邮伪军伪职人员中的关系，打入敌伪据点，诱捕并严惩了对我危害最大的汉奸特务，保证了我苏中地区和淮南地区交通的安全。解放战争期间，恶霸地主陈士勤(此人系浦太福姐姐的公公)当上了太仓“戡乱委员会主任”，积极为蒋政权效劳。他曾派人当说客，诱劝浦太福，许以高官厚禄，但浦太福坚定不移。国民党当局悬赏三十万元法币捉拿或击毙“浦匪”。后来法币连续狂贬，官府又出布告：“悬赏三十亿法币捉拿或击毙浦匪。”浦太福住无定处，活动隐蔽，有时干脆住到伪保长家里，揪住伪保长“生死与共”，甚至突然潜入陈士勤大宅，在内室用枪口对住他，躲过反动派的搜索。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他和一些同志联络了隐蔽的我党党员和积极分子，巩固发展了武工队的战斗成果。
人民爱戴赤脚县长，战友怀念阿泰同志浦太福参军后，不论是在教导队当学员，还是在各种工作岗位，总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调回家乡坚持斗争和后来当了县长，更重视联系群众。他下乡工作，常是光着脚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人们称誉他是个“赤脚县长”。干部、群众中哪家有困难，都喜欢同他交心。他两口子收入并不很多，但是对家境特困的同志和基本群众，总是慷慨解囊。“文革”期间，他被反复批斗，受尽折磨。1972年，他全家被下放到太仓花桥公社落户劳动改造，他重活干不动，就帮做一些轻活，为社员烧水送茶。他心里很苦，但整天还是嘻嘻哈哈，经常拄着一根拐杖，在田头转来转去，一面念着“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还在走”，逗得社员们发笑。他原名浦泰福，老百姓和同志们都习惯于叫他阿泰。他在花桥公社时，我打听到地址，和他通过几次信。1974年，他一家已经初步落实政策，搬到太仓近郊处，住在三间平房里。我因公到上海，和一位同志特地到太仓看望了他和何真同志。浦太福和邻近的农家早已联系好，“客人”到了，一条刚从鱼池里捞起来的活鱼就送上他家。何真从鸡窝里抓出一只大公鸡要杀，我们说，有鱼有新鲜蔬菜就足够了，坚决不让杀。看得出，他那天是很高兴的，但是身体已很虚弱了。1979年3月，浦太福在接待来他家开学习会的同志时正弯腰提壶要为大家泡茶，突然一阵眩晕，摔倒在地，经抢救无效，于3月23日病逝。太仓县广播站传出老县长浦太福同志逝世的噩耗，各乡镇干部群众深感悲痛。县机关一位老理发员，坚持要为浦县长理最后一次发。他一面操剪， 一面挥泪说：“老县长平时对人好，我替他理过多少年发，一见面他总是问寒问暖。”乡下有的老人听到噩耗时嚎啕大哭。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那天，有数百人为他送行。
1982年江苏省党史工作办公室成立，谭震林同志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会后，他问夏光同志：“当年那个浦参谋，现在怎么样啦?”夏光回答：“浦太福同志前两年去世了。”谭老难过地低下了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