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在重庆写了不少史学论文，也创作了不少历史剧。后来他把这批史学论文汇编成《历史人物》一书，于1947年出版，有一篇《序》，说明他评判历史人物的好或恶，有一个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写序时，由于种种原因，话不可能说得很直率，只能比较含蓄一点。实际上，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
这本史学论文集里的文章都有其不同程度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则是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最初发表在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因为篇幅较长，连载四天之久，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文章开始，主要评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施政。崇祯曾想有所振作，下决心除掉了操纵朝廷作恶多年的大太监魏忠贤，但很快仍旧进入了唯宦官是听的怪圈。文官武将皇亲国戚的贪征暴敛有增无减，老百姓饱受水、旱、虫灾，死亡枕藉，于是起义者遍布全国。东北的边患又日益严重，朝廷无可用之兵。帝都北京于崇祯甲申17年（1644)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崇祯自缢于景山。1944年上距明亡正好三百年，故用《甲申三百年祭》为文章标题。
郭沫若所引用的史料相当广泛，既有清代修的《明史》中的《李自成传》、《崔呈秀传》等篇章，更大量采用了《烈皇小识》、《剿闯小史》《甲申传信录》、《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等野史，当然他采用时是有选择的，有的还作了订正或补充，或主张存疑。至于引用的大臣们的奏疏，则是最为过得硬的材料。可以说，他进行研究、写作的态度很严肃认真。他论证明代之亡的必然性是经得起分析和检验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核心不是论证明代之亡，而是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最后走向失败这幕悲剧的深刻教训。郭沫若认为农民起义军一进入北京，众头领就忙于声色犬马的享受，放纵士兵抢掠民财，并残酷迫害明朝宗室、官员，缺少一整套约束新建的大顺王朝官兵的法纪。又置山海关外的大敌于不顾，只派少数兵丁去应付。更有甚者，极少数保持清醒头脑的制将军李岩等上疏李自成进行劝谏，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引起李自成的反感。后来牛金星等乘机向李自成进谗言，诬陷李岩谋反，李岩因而被杀。刘宗敏对牛金星极度不满，与之相争。于是，大顺王朝分崩离析，李自成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皇帝，又仓皇逃往陕西，仍旧做流寇了，最后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这一悲剧之所以发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郭沫若也概括地说了一句：“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用现在我们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李自成他们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样当然只能走向失败。
十分有趣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把明代之亡与国民党统治作任何联系，而国民党统治者由于本身的极端腐败，内心惶恐，却自动对号入座，于3月24日在其党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诬蔑郭沫若鼓吹“亡国论”，对郭沫若进行了恶毒攻击。
二
毛泽东主席一直十分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战争，尤其注意李自成起义军从发难到消亡的全过程。1935年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主席与刘志丹等谈话时，就说过：“陕北穷，穷则思变，李自成、张献忠就是在这儿闹革命的。”陕北有一位李健侯，他以李自成为题材，于1926年写过一部章回小说《永昌起义》，虽然观点不完全站得住，文笔较粗糙，而且迄未出版，是个手抄本，但毛主席仍然很感兴趣，1942年就把它找来阅读了。
毛主席看到《甲申三百年祭》之后，认为这是一篇佳作，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分析非常精辟。
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
的报告时，强调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即他又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不久，又指示将此文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
1949年3月，人民军队以雷霆万钧的迅猛攻势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军败将，全国的解放已经胜利在望，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向城市。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着重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还在从西柏坡出发进驻北平之前，语重心长地对周围同志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51年12月，三反五反时，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刘子善大会前夕，以及1953年2月，在南京参观太平天国遗迹时，毛主席都说过要记取李自成进北京的教训。
今年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温家宝总理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提到当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推荐郭沫若的这篇文章，表示了政府的反腐倡廉的决心。我们在胜利面前一定要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
下面谈一谈《甲申三百年祭》与历史剧创作的有关情况。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中说到他的研究工作事实上有好些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进行的，而《甲申三百年祭》却只剩下研究文章，“创作流产了”。话说回来，郭沫若自己虽然没有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剧的创作，但这篇文章却为广大的剧作家提供了理想的题材，而且对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几乎也都有了明确的提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同时，毛主席如此重视《甲申三百年祭》，并把它列为党的整风文件，这使剧作家们创作这一题材的历史剧的积极性更高了。
从1944年到1948年，在各个解放区涌现了一批这方面的历史剧，其中影响大的有苏中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集体创作的话剧《甲申记》、苏北李一氓创作的京剧《九宫山》、胶东马少波创作的京剧《闯王进京》。
《甲申记》在苏中解放区上演，风靡一时，盛况空前。剧中的《圆圆曲》、《庆元宵》、《征潼关》及《迎闯王》等歌曲，情真意切，优美动听，不仅知识青年喜欢，广大工农兵也爱听爱唱。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与出席省、市、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还说：“我们快进城的时候，演《甲申记》，这个戏里边有首歌，是陈圆圆对着李闯王的大将刘宗敏唱的。歌词是：‘今朝呀今朝，旧江山换了新主，正要把基业稳固，莫因妾，逼反了儿夫。’当时这个歌词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我们进城接管，不要一道宫墙和人民隔绝了。”
京剧《闯王进京》当时不仅在胶东上演，而且在山东各解放区及张家口第二次解放时也先后演出了此剧。全国解放之初，各地都广泛地演出了这个戏。1953年2月，毛主席参观太平天国遗迹时说：“在西柏坡时，我就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这出戏今后还要看。”
另一个戏是1945年在胶东解放区渤海行署任编辑的周玑璋编的，剧名《小仓山》。因为《甲申三百年祭》曾转引《明史·李自成传》：“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这“信”指李信，也就是后来投奔李自成并屡献良谋奇计反遭杀害的李岩。《小仓山》主要写杂技女演员红娘子和李岩发生爱情并一同起义的故事。演出不久，剧名改称为《红娘子》。1946年至1948年，在解放区的张家口、石家庄以及山东各地都演出过。
此外，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也和《甲申三百年祭》有较密切的关系，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姚雪垠对晚明的历史作了数十年之久的搜集、甄审、研究，所得自然比《甲申三百年祭》丰富多了，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所列举的部分史实也有所商榷。另一方面，他在写作《李自成》时也在忠实于历史记载的前提之下，在情节上作了不少虚构。这部在我国“五四”以来最长的长篇小说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史学论文，在政治、学术、文艺各方面发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