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置俞渤驾机投向人民
1948年10月，上海局（注：上海分局于1947年5月改为上海局)派沙文汉到南京视察工作，南京市委决定加强策反和情报工作，上海局史永(沙文威)专职搞策反工作，单线归陈修良领导；由卢伯明负责情报工作，也归陈修良直接领导，并决定成立警委、公务员工委。陈修良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各部、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市政府各个部门、国防部、美军顾问团、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六O兵工厂、兵工署等机关的渗透，并在这些部门发展和安插了100多个地下党员。
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交下来一个关系，有一个地下党员林诚在南京空军第四医院当内科医生，得悉许多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厌恶内战，秘密找寻我党的关系。其中条件比较成熟的有空军八大队B-24空中堡垒俞渤机组。陈修良通过史永——林诚——俞渤，先布置俞渤在驾机到淮海战场上空时，不要把炸弹扔到解放军和老百姓头上，而把空投物资投到解放军那里。俞渤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说：“万一起义不成牺牲了，也算是共产党队伍的人。”陈修良认为他很有骨气，特别批准他入党，满足他的要求。
1948年12月16日晚，当蒋介石接见空军人员时，俞渤机组5个人溜入机场，借“出任务”为名，架了B-24空中堡垒起义。他们原计划把炸弹扔在总统府，但是地勤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故意把炸弹装置得不能落下，俞渤等费尽力气，才把炸弹扔下去，可惜弹落市郊。
16日晚，陈修良在寓所听到有爆炸声，第二天，史永来报讯，说俞渤等驾驶一架飞机飞往解放区了。紧接着上海、西安、杭州等地均有飞机起义；有的飞行员不能驾机起义，就单身跑到解放区去了。
策动“重庆号”和“御林军”起义
陈修良除了从上海局得到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文件外，她也看国民党的报纸，从中分析形势，比如从《中央日报》吹嘘的东北战绩、徐蚌大捷，等等，反证了蒋军大败，已是强弩之末，色厉内荏。与此同时，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以失败告终，蒋管区经济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白崇禧逼宫，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于是她更加加紧情报和策反工作。
学委汇报：金陵大学有个学生党员王毅刚，他的哥哥叫王淇， 原在蒋军“伏波号”军舰上任雷达少尉，王淇思想进步，对国民党的腐败非常不满，他为带头要求补发薪饷尾数闹事，曾在海外和国内多次被禁闭。王淇与蒋军“重庆号”巡洋舰下级军官和士兵很熟。1948年年底，“重庆号”轮机少尉蒋树德来王淇家中，谈了一夜，要求王淇找到党，准备起义。王毅刚知道后，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陈修良认为这个线索很重要，派史永立即去约见王淇，先摸清情况。陈修良知道“重庆号”是蒋介石海军的主力舰。她听沙文汉说，上海局也在通过国民党海军和上层关系在向“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做工作，邓舰长为人正直、爱国，思想进步，而且已听说，国民党反动派想把“重庆号”开进长江，作为流动炮台，阻止解放军渡江。陈修良决定约王淇到上海面谈。
1948年除夕之夜，这时蒋介石已下野回溪口，由李宗仁代总统。沙孟海约见既是女弟子又是三弟媳妇的陈修良与四弟史永同在总统府的职员宿舍吃年夜饭。陈修良乔装打扮与史永连袂而至，共叙亲情，回忆共产党员、二弟沙文求于1928年牺牲于黄花岗，倏忽已有20年。沙孟海讲到文求遗孀王弥为筑文求衣冠墓求大哥题词及与三弟文汉联句“宿仇恨未雪，国贼誓当除”，彼此唏嘘。陈修良劝沙孟海早日脱离蒋介石总统府。沙孟海说：昔日未走，因侯门一入深似海，蒋介石追查起来，反而连累兄弟。今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接见国府人员说，“去留任便”。原来上司朱家骅意欲叫沙孟海到香港去，他却婉言谢绝，并已把妻儿送回宁波。陈修良一再致意：“大哥，要当心蒋介石把你拉走，必要时，大哥可以直接去上海景华新村我妈处避居。”沙孟海说，春节过后便走。陈修良即说：“我和你一起走，想去看看姆妈。”史永提醒道：现在下关车站检查很严，你坐大哥总统府的小车去方便。沙孟海知道陈修良此去上海必有要事，两人乘了总统府的小车顺利通过关卡，乘火车直达上海。
陈修良约王淇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是上海福熙路模范村王淇的堂姐家中。王淇感到很惊奇，共产党派来的竟是一位中年女性，风度好似一位教授。陈修良听取王淇汇报后，交待政策、方针，布置任务。第二次又约王淇见面。陈修良提出要让“重庆号”变成中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她感到从南京领导以上海为基地的“重庆号”起义，甚感不便，便建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张执一、沙文汉，把这一策反关系转交给上海局策委。沙文汉完全同意。第三次约见王淇是在上海的法国公园，王淇详细汇报了10点起义计划。陈修良又作了重要指示，并确定今后改由上海局策委的王锡珍同志就近联系。
陈修良回到南京后，史永又来汇报：国民党军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可能起义。这一信息是地下党员陆平(《大刚报》记者)和王晏清舅父邓昊明、舅母李君素透露的。陈修良知道九十七师的三个团曾是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警卫团，王晏清又是蒋介石亲点的将，等于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御林军也能反戈吗?这使陈修良颇为踌躇。
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起义北上。这一消息先是沙文汉告诉她的，后来报纸上也泄露出来，陈修良很兴奋。她又与史永研究九十七师王晏清的起义问题。她分析了王晏清的情况后，决定抓两条：一是要
王晏清继续物色和团结一些骨干，光靠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二是把队伍拉过江去很困难，还是阵前起义最理想。陈修良定下三条：一、解放军开始渡江，九十七师开放守卫的江防正面30公里，迎接大军渡江；二、以一个团占领下关，阻止浦口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向江南撤退，让二十八军在江北就歼；三、师直属队和一个团开进南京，保护重要仓库和设施，维持治安。史永把这一指示传达下去。
查明潜伏特务取得重要情报负责情报工作的卢伯明来汇报：打入敌特系统的地下党员，发现保密局在南京办“全能训练班”；中统开办“潜伏训练班”；国防部二厅办“电讯训练班”。并作了多点多线潜伏布置。潜伏南京敌特大约有3000多人。
陈修良指示：把这批潜伏特务、台、组名单全部收集、密藏起来，等解放大军过江后可按图索骥，一网打尽。
卢伯明还汇报：打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沈世猷，已把作战参谋掌握的钥匙弄到手，找到了敌人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他将图带回家中连夜复制，第二天一早又赶去上班，不动声色地把《江防部署图》放回原处。
陈修良决定派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过江，把收集到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送过江去。
3月中旬，陈修良又派陆平到邓昊明家约见王晏清，表示王晏清可直接归陈毅司令员指挥，以配合大军渡江，并以“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声”为“华野”暗号，要王晏清选唐诗里一句诗作为联系暗号。王选了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但因兴奋过头，双方都未交接华野电台呼号。王晏清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竟然打电话问陆平：“你们电台呼号是什么?”陆平一惊，向上汇报。陈修良果断决定：陆平、邓昊明、李君素撤离南京，并致信沙文汉：叫“众家姆妈”拿钱，让他们避到香港。王晏清又因部下有“策动宪兵叛乱”嫌疑，被敌南京卫戍司令张跃明扣留，幸被副司令覃异之放走。1949年3月24日晚，王晏清仓促起义过江，但带去了《江防部署图》。他负责守卫的江防空缺了，南京无可战之兵。这事对南京城和京沪杭一带产生了重大影响。外电报道：蒋介石御林军也反戈了!
为此，陈修良写了一首七绝：
山连古阙江南春，
豺狼狐兔遍地荆。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
“同志嫂，
我们又一次会师了!”
陈修良在南京解放前几个月，发动各个系统地下党员监控了整个南京城的要害部门。
这时，南京城还有许多政治犯关在狱中。陈修良和市委委员们积极设法营救。他们通过地下党员沙轶因的姐夫杨兆龙(李宗仁政府的检察长)做李宗仁的工作。李宗仁表示要找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商谈和平。陈修良说：和谈可以和中央谈，地方党无权承担这个任务。李宗仁如有和平诚意，先释放政治犯。几经周折，李宗仁同意签字，杨兆龙经手，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命令保密局将其直接控制的要犯押解到上海，准备押往舟山、台湾。
陈修良布置地下市委各系统全力投入护厂、护校、维护社会秩序，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组织运输力量，迎接解放大军过江。
几个重点工厂，如六O兵工厂等，都组成党领导的纠察队，武装起来，保护仓库、机器。
陈修良还指示有关党组织控制国民政府、电台、电话局、江宁炮台、飞机场场台。实际上这些要害部门都已由地下党员控制起来。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在南京地下党的接应下，从下关方向渡江，进入南京城，三十五军军部驻在励志社内。三十五军政委何克希是陈修良的熟人，他们曾一起在华中党校学习过。
1949年4月23日凌晨，陈修良穿着旗袍到了三十五军军部，说要见首长。站岗的哨兵看见她是一位阔太太，便阻止她进去。何克希一听通报，立即出来，欢迎陈修良，说：“同志嫂，我们又一次会师了!”
总前委于4月29日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此次解放南京，“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未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解放南京的八兵团司令、解放后任南京卫成司令的陈士榘说：“南京城可以说是不战而解放的。地下党不敢这样说，我可以这样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