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爹爹朱德

编者的话：今年12月1日，是中国人民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朱德同志诞生125周年，本刊特将他写于1916年的七律一首，以及他女儿朱敏《我的父亲朱德》一书的一章刊载如下，以资纪念。
　　
　　井冈山大会师，由此开始了“朱毛”岁月
　　1928年5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又一出高潮戏。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也叫工农革命第一师）和爹爹他们的工农革命第一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随后两支“第一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爹爹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党代表，陈毅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军参谋长。
　　如果说“人”为什么能够站立在大地上，因为“人”有两条腿，那么今天的红军也完成了这个大写“人”字的汇合，工农红军有了坚实的两条腿，用它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五次反“围剿”，又用它行走了二万五千里，把红军带出绝境，走进红色根据地的陕北。
　　自从爹爹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文件上开始出现“朱毛”简称落款，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朱毛”是指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朱毛红军”老百姓这样叫，中央文件这样写，连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大概因为“朱毛”好记忆，红军行军时，也用“朱毛”做行进标记，看见“毛”字往右拐，看见“朱”字往左拐。
　　我算了一下，我那时还不到两岁，刚从苏联回到成都的外婆家。不懂人事的我自然无法知道爹爹这番辛苦和这番抱负。长大以后，我才慢慢知道爹爹这些往事的。
　　说起长征，也是爹爹人生中的一次磨难，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磨难，这种磨难包括了思想和政治上磨难。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了突围的征途，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出路，踏上这条路也是非常不易的，是用许多红军性命换来的出路。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一次又一次和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精锐部队硬拼蛮干，十多万红军被严重消耗。爹爹那时没有最高指挥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部队一天一天地大批伤亡，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
　　长征时，爹爹已经和康克清妈妈结婚。
　　后来我长大从康克清妈妈的回忆中知道，她和爹爹结合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
　　她和爹爹结合在1929年，爹爹已经43岁，而康克清妈妈才19岁，不久前刚从江西万安跑出来参加红军的。爹爹是红军的军长，她早已认识，可是爹爹无法记住每一个战士。一次战斗结束后，爹爹到机关女兵班看望战士们，那时大多女孩子都比较腼腆，又是面对军长，大家只是笑，不说话。只有康克清妈妈有问必答，口齿伶俐，大胆泼辣。爹爹不由地多问了她几句，当问她当红军怕不怕流血？康克清妈妈斩钉截铁回答：“报告军长，怕流血我就不出来当红军了！”
　　“不错，很不错，像个红军战士的样子！”爹爹特别满意这位年轻女战士的回答，并且在脑海里记住了她的名字。
　　再后来，爹爹身边有了康克清妈妈的身影。尽管这个婚姻对于19岁的康克清妈妈来说，来得似乎突然了些。如果说刚结婚时康克清妈妈对爹爹敬重多于爱情，那么以后是爱情大于一切。他们相互爱慕、相互尊敬、相互照顾，近5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不离不弃，甚至连红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爹爹活到90高龄，这与他和谐稳定的婚姻生活是分不开的。可是晚爹爹离世的康克清妈妈，在她最后几年里的生活就多出许多老人特有的孤单和无奈。
　　康克清妈妈跟随爹爹一起长征。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踪，红军经常是日夜兼程，边打边走，但是部队究竟走向何处，中央决策者也很茫然，特别是毛泽东被剥夺领导权以后，几乎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特别是针对敌人强大、我们弱小的局面，急需正确的战略方针。
　　长征的路越走越难，红军处境越来越糟。
　　在爹爹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推动下，主力走到贵州遵义时，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这才逐步走出困境。
　　1935年1月下旬，这是遵义会议之后，长征部队一渡赤水之前，红军在赤水河畔的土城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国民党川军有4个团尾追中央红军。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东有山谷的有利地形歼灭敌人。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重大战果，才发现情报有误，原以为4个团4000多人，实际来了6个团，近万人，增援部队还不断涌来，战局对红军越来越不利。
　　红军背水一战，后果难以想象！
　　爹爹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毛泽东连吸几支烟，没有同意。爹爹急了，他把军帽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打不到我朱德的！不信？你看我上过多少次战场，子弹连根汗毛都没有碰到！”
　　毛泽东丢掉烟头，对着爹爹望了一眼，想想，点头同意他去。
　　爹爹一扬手，叫上刘伯承，一同到达阵地前沿。
　　爹爹一出现在火线，士兵顿时兴高采烈高呼起来。
　　……军长亲自来助威啦！
　　战场士气大振，战局随之发生变化。年轻的红军战士们终于顶住了敌人的猛烈攻势。在后面指挥战斗的毛泽东急中生智，将奔袭赤水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由防御转为进攻，终于将占尽优势的国民党川军打得屁滚尿流。
　　后来毛泽东决定红军主力到川康地带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汇合，然后再北上。
　　1935年6月，经过8个月的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军一方面军和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师后的红军从力量上得以大大增强。这时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会师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
　　红军总司令和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率红军总部与代替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一起率左路军，由卓克基奔阿坝。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由毛儿盖奔包坐、班佑一线。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一带等候左路军穿越草地前来会合。
　　哪知张国焘表面同意率部队北上，内心却和中央唱反调。
　　他借口草地中的河流涨水，不能前进，擅自命令部队回头南下。
　　爹爹不相信张国焘的理由，就让警卫员骑马下水试验，结果水只到马的肚皮。爹爹知道了张国焘不想北上以此当借口，多次提出过河的建议，可张国焘就是不理不睬，按兵不动。
　　张国焘不仅自己不愿意北上，还企图迫使中央带领的右路军也跟随南下。
　　为避免红军内部分裂，毛泽东和周恩来只好先带领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北上。
　　长征结束，毛泽东无限感慨，送爹爹一句评价
　　张国焘是个十足的野心家，右路军一走，他便有恃无恐，将跟随左路军行动的负责人——我爹爹和刘伯承不放在眼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们。刘伯承很快就被张国焘撤职，安排去红军大学任校长职务。爹爹虽然十分气愤，但想他们还没有将部队带上北上的征途，凡事必须大处着想。他便安慰刘伯承先忍了，以后自然会讨个公理回来。
　　爹爹的战马从长征就忠心耿耿地跟随爹爹身后，十分健壮也通人性。可是一天半夜却被张国焘的手下拉走，活活将战马宰杀、煮吃了。康克清妈妈和战马有感情，抑制不住悲伤，要去张国焘那里问个究竟。可是被爹爹阻拦了。爹爹说，张国焘杀马是向我们挑衅，如果我们找他，必定要争执，这正中他下怀，他会借口我们和他不团结，把我们支走，好让左路军归他一个人领导。
　　康克清妈妈只好忍受了。可是张国焘对爹爹排挤仍然不断升级，连中央文件也不给爹爹看，他封锁消息，让爹爹当个“冷板凳”总司令。
　　冷板凳就冷板凳，爹爹就是不理睬！
　　爹爹始终沉默的态度，说明了爹爹的智慧。张国焘做的手脚越多，就越多地暴露自己的内心动态，而爹爹始终不吭声，张国焘却无法知道爹爹的内心动态。这不公平的对抗似乎更加激怒了张国焘，他将康克清妈妈调离爹爹身边，让妈妈去很远的妇女委员会工作，有时一连几个星期也见不着爹爹一面。
　　张国焘妄图用这样歹毒的手段将中央派在左路军的人赶走，然后他可以另立中央，不再北上。
　　寂寞中的爹爹伫立在草原上，望着茫茫的草原，秋风呼啸中一行大雁高高飞翔，往南寻找温暖的地方。爹爹想起自己一生多次身陷逆境，经历多少磨难，克服过多少困苦，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情沉痛。一路红军北上，一路红军南下。红军刚刚会合了3个月又这样分离了。
　　如果一、四方面军合力北上开辟革命根据地，那将拥有十万大军，该是怎样强大的力量啊！
　　爹爹的宽阔胸怀和刚柔韧性在这个时候表现得特别顽强。他用他的韧劲和张国焘的野心抗衡，无论怎样遭受陷害、排挤、冷落，就是不离开左路军，铁下心要将左路军带领北上的征途。这是他的责任！
　　张国焘想尽办法激怒爹爹，以便寻找借口和党中央分道扬镳。可是心如明镜的爹爹早已摸透了张国焘的意图，当然不能上当。只要一天生命不止，就一天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张国焘见暗中排挤不起作用，就公开反对北上。他带部队一路南下。
　　爹爹无法阻止部队南下，就跟随南下。当时许多人想不通，找爹爹请求，要独自北上和党中央会合。
　　爹爹忍着内心的焦虑和悲痛，耐心地开导大家：“为了实现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我必须和四方面军在一起。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整个部队已经南下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打开局面，求得一块暂时立足的地方，保存实力，然后才好去做张国焘的工作，争取团结他北上，同党中央会合。”
　　自命不凡的张国焘南下后，接连打了几个败仗，加上共产国际指责张国焘分裂中央，另立中央的错误，责令他立即北上和党中央会合。这时张国焘才觉得有了压力，不得已，只好同意带部队北上，同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时间，爹爹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行三大主力的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一直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
　　1936年7月，爹爹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年底，完成北上任务的爹爹终于抵达了保安县——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带领许多将领们亲自在大路口迎接风尘仆仆的爹爹，用当时妈妈的话形容：“当我们一看见远处站立那么多的熟人，就像迷路在外，受尽委屈的孩子找到了家，看见了亲人一样，没有开口说话，眼泪先叭嗒叭嗒地往下掉。”
　　毛泽东握着爹爹的大手，感慨地说：“老总啊，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后来毛泽东亲笔给爹爹写下“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几个大字，这是对爹爹最好也是最准确的评价，以后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长征结束了，别人走了二万五千里，而爹爹却走了三万五千里；别人过了一次雪山草地，而爹爹过了三次雪山草地。爹爹自始至终参加了全过程。整整两年，爹爹在进行着艰难险阻的长征，进行着心灵历程的长征，进行着忍辱负重的长征，在用年过半百的身躯长征。长征给爹爹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从噩梦中醒来的爹爹，却时常怀念长征的日子，直到晚年他还对我说起长征，他那个神情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我在长征中，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夫，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无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
　　“西安事变”消息传来，爹爹立即投入紧张的商谈之中
　　爹爹抵达中央机关没有几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西北军杨虎城和东北军张学良两位国民党将军在西安活捉了蒋介石，引发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
　　一时间，中央机关沸腾了。大家兴奋不已，我们和蒋介石打了十多年，就想要他的脑袋。现在抓住了，就要杀了这个和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民族大坏蛋。
　　爹爹和中央领导人立即开始长达十多个小时的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最近我看见有人写西安事变时，竟将我的爹爹描绘为一个头脑简单、主张一杀了之的角色。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为此我专门查看了《康克清回忆录》，找出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载。
　　一天晚上，老总回来很晚，我们都早已睡了，大约是午夜12点，老总叫醒我，高兴地说：
　　“蒋介石给抓住了！”
　　“真的？是被红军捉住的？”
　　我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着急地问。
　　“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抓起来了。是敌人广播和我军情报得到的可靠消息。”
　　我静静地听老总讲述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被活捉的经过。老总接着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已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把同红军对峙的部队全部撤了回去。党中央马上要开会研究，准备派人同他们联系。这个意外的大好消息使得我兴奋得再也不想睡了。
　　“用不着你这样着急，我想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好？”
　　我说：“这个坏家伙，既然抓住可不能再给他跑掉。”
　　老总沉思不语。我最担心的就是放走蒋介石，连忙补充说：
　　“这个人，我们上过他多少当，吃过多大亏？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嘛。这次可千万别把他放了！”
　　老总等我把话说完，严肃地看着我，郑重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这是个关系全国、甚至关系世界的大事，一定要十分慎重地处理。反共亲日派正在调动大军准备向西安进攻，日本人正在巴望我们打起全面内战。照我看，蒋介石非但不能杀，恐怕还要放。”
　　一听说要放，我就急了，我说：
　　“‘活捉蒋介石！’这个口号我们喊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捉到了，要是放了他，全国老百姓、全体红军都会反对。”
　　老总笑了，然后说：
　　“这是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情况很复杂。蒋介石是人家抓住的，估计他们会同我们商议。对这事决不能光凭一时痛快，要统观全局，要有战略眼光。群众中许多人往往看不到全局和长远，需要有英明的领导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我们再不能像五次反‘围剿’时，‘左’倾领导那样蛮干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爹爹的头脑一直冷静，并且充分估计到了多方局势，预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行性。怎么可能在中央会议上简单说“杀”？可是描写这一情节的作者不知从何处得来的资料，竟然和史实相差甚远，如此对历史不负责的描写，竟然白纸黑字印成书，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历史将在后人眼里变成什么样子？
　　1937年初，共产党中央机关被允许搬往延安，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又一成果。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抗战烽火迅速席卷华北、华东和中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工农红军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在南方打游击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工农红军的使命随着战争性质的转变而开始担负更加伟大的救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