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江南北》之缘

我在部队时做过报道员。到地方后，在公安机关接触社会新闻多，断断续续写过一些小稿子。2019年初，我撰写一文，讲述新四军老战士、舅舅华寿保抚养、教诲我成长的感恩故事，先后在《扬州日报》 《宝应日报》刊发。我试投给《大江南北》，按照杂志社“谢绝一稿多投”的原则，他们完全可以婉拒，但徐晓蔚主编觉得文章内容比较生动，便由他提出建议并亲手精心删改，定名《舅舅的家书》，刊载于当年第3期。

正是《舅舅的家书》一稿搭桥，我在退休后有幸进入《大江南北》宝应联络站。几年来，热心介入，全面参与，征订加投稿，与杂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使我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征订是联络站的工作重心。我们借力宝应有“苏中小延安”之誉，以红色土地与红色刊物的必然联系为抓手，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搞访问、开讲座、谈体会、促读用，使杂志社与联络站，联络站与订户，三点形成紧密联系的一线。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宝应县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方，征订数在各地百余家联络站中名列前五，每年坚持稳中有进，每年荣获杂志社颁发的特优奖。

征订时节，每到一处，接待人见到我们，总是笑着说，“大江南北”来了。开始时由于人头熟、老关系多，征订就轻车熟路，比较顺利。但时间一长，机构在变、人员在换，难度也越来越大。我们就请在任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出面讲话，现任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原副县长杨洪国有求必应，热心相助，出谋划策；原县委办公室的谢林茂、吴宝海，现已到联络站协助工作，广泛利用他们的人脉开拓订户。联络站同志在单德馨、苏正珠两位主任带领下，不辞辛劳，不怕跑腿，好事多磨，好话多说，尽心尽力，化难为易。

就我而言，《大江南北》成为研究党史的教科书，撰写文章的参考书。我草拟《铁脚板的印记》 （刊于2023年第10期）一稿时，主人翁老战士已94岁高龄，因时间久远只能概述情况，多处语焉不详。为了事件完整、情节贴切，我翻出近年的杂志，寻找有关文章仔细阅读，相互印证还原历史，方使成文。

进了红刊联络站，我有机会走访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旧址，寻觅革命战争期间使用的老物件，拜访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参加一些研究新四军历史的座谈会。那一个个犹如史诗的感人事件，那一桩桩催人奋进的动人故事，印入我脑，注入我心，感人至深，挥之不去，敦促我写出来，介绍给更多人知道。这几年，我编写了《宝地红史在传承》 《宝应抗战故事》小册子，撰写了文章30多篇，其中被《大江南北》采用了15篇，如《陈丕显与老区群众的鱼水情》 《老革命唐爷爷的精彩人生》 《让“苏中小延安”光照后人》 《宝应人民心中的粟师长》 《西安丰红色脉络厚重》 《老三届的感慨》，等等。《世纪风采》 《运河儿女》等媒体和网站也采用了十多篇。仇学程老站长捧我为“红色作家”，吴宝海等同志赞我：银发书红史，焕发第二春。

《大江南北》的编辑老师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虽然少有见面，但通过信函往来、电话沟通，感觉到他们热情的态度、真诚的感情、严谨的作风、谦逊的品质，使我深感受益良多，今生铭记。《大江南北》，我的老师；各位编辑，我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