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淡黄色的旧军帽,60 多年了,我还珍藏着。每当夏季,家家户户都兴“伏晒”,我也要打开手提箱伏晒那顶旧军帽。儿女们一见都撇嘴，认为旧帽并非珍贵之物,何苦年年留着压箱底呢!我笑而不答。妻忙说:“你们没有当过兵，不会理解军人对军帽的特殊感情。”是的,可妻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呢?我已记不清以前曾否跟妻说过这些往事了。
1949 年，解放军渡江后，我在江市军管会工作。一天,在中山路竟然与少年时代的同学葛萍邂逅。她拉着我的手“咯咯”地笑着。谁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面!瞧她穿着一身“列宁服”,小辫儿盘在帽子里,显得俊俏大方,已不是过去总是咬着嘴唇的小姑娘了，原来她从新闻学校一毕业，便随大军渡江，分配到《江市日报》工作了。葛萍邀请我去报社小坐,咱们一见面可乐呢，谈现在，忆往事，说不尽的童年……
那时，我们都在一个教会办的小学读书，我家与葛萍家只隔一条弯曲的小巷。我每天上学都得经过她家的门前，那阵子我们相遇从未说过一句话，看看周围没有人时才能相视一笑，男女有别,决不可乱了分寸。同一教室，男生坐左三排,女生坐右两排,毫不含糊。下课了，男女生各玩各的,视而不见,更不敢互相说话，好像背后总有老师的眼睛。我与葛萍之间能有较深的印象，恐怕也要归功我们的国文成绩好吧。我和她的作文，经常被国文老师批上“传观”二字,因而得以冲破男生女生之间的界限，任其天真童稚的感情在互动。后来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迫，我小学毕业便离家参军去了,她则继续升学。我们彼此间保留的这点印象，也早随着岁月的流逝冲得很淡很淡了。
说来也奇妙,大概我们是“大人”了,从那次见面以后,每到星期六，葛萍都要来电话相约，不是去公园,便是登“金山”,总是喜欢离开城市远远的地方，去说我们的悄悄话。这是否就叫“初恋”?我说不清楚。
1950 年，大军要向西南地区进发,我申请回部队被批准,这事没有与葛萍商量过，也不懂得如何珍惜对方的感情。“向大西南进军”，我一直认为是件军事秘密呢，直到临出发的那天才去报社与葛萍话别。事情来得这样突然，她怔住了。也许,她能理解军人，给我甜甜地一笑,久久地凝视着。倏地她指指我的军帽说:“你瞧，还军人呢,帽舌坏了都不缝,让我来试试手艺吧，我还没有给你缝补过呢!”我要摘下军帽,她说不必，只见针线在帽舌边一上一下，神情认真专注,手指灵巧利落,她以颤抖的嘴轻轻地咬断了线头，仿佛在吻着我的军帽，顿时彼此间的呼吸似乎也变调了。那一道道缝线,简直就是一行行诗句,缝进了她的嘱咐，缝进了爱的温馨……谁又会想到,匆匆一别,从此天隔一方，仅仅留下了一个永恒而又难忘的记忆。
花开花落，我的军服换了一套又一套，唯独这顶淡黄的旧军帽,始终视为心爱之物珍藏着,尽管征途坎坷，生活的泥沙把往事覆盖了，唯独这顶军帽上爱的温馨依然如故。我与葛萍是同龄人，如今都是做爷爷奶奶的年纪了。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每当“伏晒”旧军帽时，这一切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感情对什么东西都能留下痕迹,并且能穿越空间”。巴尔扎克如是说，现在我才深深地体验到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