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靠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钢铁般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党在延安时期对“刘力功事件”的处理，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员发展中的新问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国共两党也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38年2月，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建设面对的向好趋势，毛泽东适时提出要“大量地发展党员”，并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中共中央及中组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猛发展，到1938年底，全国的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了，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组成成分和思想状况也比过去更为复杂，有的虽然从形式上入了党，但实际上对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是很清楚。
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投入到火热的革命熔炉中。中共中央对这些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将他们安排到各类学校培训，接受党的基本理论和革命思想教育，然后分配到各条抗日战线上去，使其能在工作实践中尽快成长。但在这些满怀抗日救亡激情而来到延安的青年之中，有的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党的纪律观念淡薄。
“刘力功事件”始末
刘力功就是这样一名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并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他先是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在中央党校训练班专门学习党的建设相关课程。毕业时，党组织分配他去华北根据地基层工作，接受实践锻炼，这也是当时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但刘力功对此非常不满，态度十分强硬，坚决要到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还以退党作为要挟。
面对刘力功的错误行径，党组织先后7次找他谈话进行帮助教育。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依旧耐心地开导并强调“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其到华北去做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刘力功还是要求党接受他的意见。最后党组织决定给他一段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后，刘力功终于表示愿到华北去，但同时又向组织提了一个新的要求：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并且说道：“如果组织不同意，我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此时，事情已经传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那里，陈云很生气，但为了挽救同志，他还是把刘力功找来，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刘力功依然坚持要去八路军总部，说自己就适合在上层、高层工作，不适合到基层。对于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党员，陈云心情十分沉重，严厉地警告他：党员不服从分配，不服从党的决定，是要受处分的，甚至会被开除党籍。但即便如此，刘力功仍坚持己见。
针对刘力功一再拒绝执行组织决定的事实，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从维护党的纪律的角度出发，专门进行了研究并一致认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不容许任何人破坏。鉴于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并改正错误，经报中组部同意后，正式做出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举一反三的党纪教育
对一名普通党员的处理如此慎重，是因为在延安时期，开除一名知识分子的党籍，还是不多的。而且，当时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刘力功作为一个刚入党没多长时间的新党员，说白了还是一名学生，没有什么觉悟，没必要和他这样较真。况且延安确实需要知识分子干部，可以网开一面。听到这些反映，陈云当即回应道：这是原则问题，关系党的事业成败，是不能退让的。如果组织满足了刘力功的个人意愿，那就开了一个坏头，就是纵容党员违纪，是很危险的。
对于刘力功事件暴露出的问题，陈云认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陈云抓住刘力功这个反面典型，经请示党中央后，立即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这一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讨论。通过剖析刘力功的问题，不仅向全党强调了严肃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向大家表明，党决不允许特殊党员存在，对于无视党的纪律的党员一定要坚决清除。
此后，陈云又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署名文章，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第73期上。他在文中详尽阐明了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原因，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十四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里所谓‘所有党员’，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他还在文章最后特别强调：“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此文不仅在延安被广泛传阅，也迅速在全国各根据地广为传播，成为对党员进行党纪教育的珍贵教材。
处理刘力功这件事，看似一件普通的组织工作，但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党员队伍状况来看，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作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后，为我党领导的抗战事业带来了蓬勃生机。但是，少数刚来到根据地的知识青年，由于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知识，盲目清高、瞧不起工农群众，把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带了过来，工作上讲条件、生活中求待遇、学习时图虚名的现象不时发生，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影响抗战的士气，挫伤前方将士的积极性。正如《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中所说：“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有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针对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问题，以新党员刘力功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而被开除党籍的具体事件为典型事例，对全体党员进行深刻的纪律教育，无疑是中共中央在这一历史时期严肃党纪的一篇杰作。
对刘力功事件的处理，以及关于刘力功问题的大讨论和陈云同志的那篇文章，在延安各机关和学校引起了极大震动，广大干部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检查自己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些分配后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而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则主动撤回了请求，一种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氛围悄然兴起。一时间延安出现了“三少三多”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一百多年来，铁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从小到大，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人间奇迹的坚强保证。历史证明，越是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就越团结统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反之，忽视或践踏党的纪律和规矩，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更需要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党的纪律规矩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以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