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避免内战，中共主动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9月20日，华中局电令浙东区党委：“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9月23日，浙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及华中局指示精神，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钱家弄23号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北撤会议”），部分地委、县委书记和部队支队以上领导干部30余人参加。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的命令和指示，部署北撤事宜。
在“北撤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2日上午11时，中共浙东区党委再次收到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步骤的电报。浙东区党委当即决定在今上虞区永和镇娄闸万家村万家祠堂不远处的“五间楼”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北撤预备会议”，又称“七人会议”），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浙东行署主任连柏生、纵队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秘书长顾德欢等7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北撤的部署、路线和区党委、纵队司令部领导成员分工等重大问题。当时确定的领导分工是：谭启龙负责北撤全面工作，布置地方工作；何克希负责部队全面工作；张文碧负责政治工作，精简队伍，确定走、留干部的名单等；张翼翔、刘亨云负责率部队确保杭州湾南岸沿线主要渡口，调集北撤用的船只等。谭启龙主持会议，他针对在北撤问题上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和动员，统一了思想认识。在这次会议上，确定23日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
在“五间楼”召开的北撤预备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谭启龙回忆录》第216～217页中这样叙述：“9月22日，区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就北撤问题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决定张翼翔、刘亨云率五支队和侦察队到三北地区会合海防大队，封锁钱塘江口，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船只，确保北撤用船。同时电请苏中方面速派船南下支援。二、决定公开建立‘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由朱洪山、黄明担任正副主任，设法与我党驻南京办事处保持联系。利用公开合法身份保护不能随军撤走的兵工厂、后方医院、印刷厂等后勤机关人员和伤病员安全。三、决定以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的名义，写信给宁波的国民党专员俞济民和天台的‘绥靖指挥部’指挥陈沛，说明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平民主方针，以大局为重撤离浙江，要求对方保证我方留守人员的安全。四、因金萧支队远离三北，故命令金萧支队除留精干力量就地隐蔽坚持外，兼程到上虞集中。五、决定将‘抗币’限期收回。以布告的形式通知持币者，立即到指定地点，用‘抗币’换回粮食和现金，每元换大米一斤，以避免根据地人民的损失。六、估计到部队撤退后，国民党要在根据地内搞白色恐怖，为减少损失，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决定，若国民党采取镇压政策，各地下党组织可以秘密通知一些党员同参加帮助新四军工作的群众团体成员一起，向国民党机关‘自首’登记，以保存力量。七、决定由区党委宣传部长顾德欢（秘书长兼）起草一个告别浙东人民的文告，即《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在《新浙东报》上刊登。八、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和短小精干武装在浙东坚持隐蔽斗争，并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由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后北撤）、朱之光等负责四明地区，马青负责金萧地区，王起负责三东（镇海、奉化、鄞县三县东部）地区，要求他们坚持党的旗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央作出江南新四军北撤的重大决策后，浙东区党委及纵队司令部的领导对党中央关于北撤的决定虽感到突然，但很快意识到这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所以立即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北撤前的准备。
“北撤”是中共中央的一次重大战略决策，浙东区党委在上虞永和镇“五间楼”召开的北撤预备会议，作为这段烽火岁月的重要见证，必将永载浙东新四军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