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管荫深老师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之间，管荫深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9年了。想起他生前的往事和我们共同战斗的经历，使我无限思念。

管荫深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我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阶段。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寇、伪军、顽固派的夹击之中，日本鬼子频繁“扫荡”，斗争非常残酷，生活十分艰难。剧团和部队一样，吃的是苞米面、绿豆、白薯，菜很少、盐也很少，剧团经常随部队日夜行军，演戏、教歌、宣传鼓动，做群众工作。

淮南抗日根据地有两个主要的剧团，一个是属新四军二师政治部领导的抗敌剧团，团长是张望；另一个是属淮南联防办事处（即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政府机构。主任是方毅，汪道涵是办事处的一位科长）领导的大众剧团，正副团长是张泽易和孙铮。

与管荫深老师第一次见面是1942春。有一天，在紧张战斗的间隙，我们抗敌剧团和大众剧团联欢。张泽易团长说：“我向大家介绍管荫深先生。管先生曾就读于著名的上海音专，是一位音乐专家。现在请管先生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腼腆地走到大家面前。他穿一身淡色的便服，一条白毛巾围在脖子上，声音很轻地讲了来根据地的经过。后来，大家欢迎他表演一个节目，他也是轻声地说，他唱一首《爬山》（也许名字不准确）。他双手拉着白毛巾，一开口，比讲话音量大数倍地唱着“努力、努力”！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他的声音是那样洪亮、有力。这一唱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皖南事变后，军部为了支援新成立的七师抗日根据地，1942年底，决定从军部和二师抽调大批干部去七师文工团工作，管荫深前往担任文工团的音乐指导员。

1943年春，一天鬼子集中五万兵力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巢无地区）进行“扫荡”。师部当晚向东北方向转移，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经过一夜艰难的行军，来到大山中，发现已被鬼子包围了。山头上，我们的部队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头顶上飞机机枪扫射，文工团有同志中弹受伤。直到中午，师部决定分散突围。团里组织了若干个分散小组，谢明带领管老师、我和6位同志，下山躲藏在靠村近千米的山洞里。没有吃的怎么办？有一天晚上，谢明带着我和管老师偷偷下山来到老乡家里。老乡看到我们很紧张，特别是看到管老师就来火了，说：“你这人，现在还爱漂亮，还不赶快把眼镜摘下来！”管老师哭笑不得，取下眼镜说：“老乡，你戴上看看。”老乡拿去试戴了一下说：“什么都看不见了。”管老师说：“戴眼镜不是爱漂亮，而是眼睛有病。”这时老乡才消了气。为了换得一些干粮，管老师还把上海带来的一件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老乡，这才免去七天中完全断粮的危险。

歌剧《银山下》的演出，对七师文工团来说，是一件大事。管老师在调往七师的途中，于1942年底1943年初，在津浦路西作短暂停留时，与剧作家许平合作，写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独幕九场歌剧《银山下》。这部歌剧对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起到很大作用。抗战中期虽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国民党顽固派不打鬼子专打新四军。歌剧及时地宣传了不要自相残杀，要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政策。作者借鉴西洋歌剧的手法，运用咏叹调、宣叙调、独唱、重唱、对唱、合唱等多种形式来反映抗日的严肃政治题材，以七种色彩的服饰来展现复杂的戏剧性发展和人物关系；同时，歌剧的民族风格浓郁、曲调优美、流畅，符合普通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是歌剧《银山下》获得好评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小乐队以风琴为主，由管老师弹奏。我在这部歌剧演出中，担任两项任务，既拉二胡又管灯光（点汽灯）。另外，乐队里还有中国笛、口琴、曼德林等伴奏。

1944年春节，师领导决定晚上先召开干部大会，最后演出《银山下》。天黑之前，我们管灯光的三个人——陈先达、陈涤和我，早早来到后台，为天黑点汽灯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小时后，会场内已经坐满了指战员，我们开始点汽灯。不知何故，汽灯就是点不着，只要一打气，汽灯纱罩就掉下来了。已经掉下好几个，我们三个人非常着急，累得满头大汗。会场在黑暗中，人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时，七师曾希圣政委先走到我们身边，看我们趴在地上忙着，就问：“小鬼，什么时候台上能有灯光？”我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会场还是没有光亮。这时政委发火了，生气地叫文工团团长的名字，团长来到首长身边。“你干什么去了？！（这时会场内顿时一片寂静）你文工团连汽灯都点不着，你还当什么团长，我撤你的职。”曾政委又说“今天的会不开了”，非常生气地走了。另一位领导宣布散会。过了几天，文工团调来了一位新的团长。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师领导决定派人到上海购买演出用品。最佳人选当然是管老师了。这一趟上海之行，不仅彻底解决了演出的照明问题，而且也购买了大量其它演出器材。他从上海带回的另外三件东西，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件西洋乐器曼德林；一本贺绿汀翻译普劳特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还有用可可粉作原料的一大瓶扣子糖。

管老师历来有着一颗童心，也有很浓的童趣，因此，他和我这个十三四岁孩子很合得来。一天中，他分几次给我几粒扣子糖，而曼德林就归我保管了。那本书，后来管老师教我学和声，成了我的宝贝。

夏天，大家都喜欢游泳，管老师是个旱鸭子，怕水，大家偏偏要逗他，把他扔进水塘里，他故意喊“救命啊，饶了我吧”，乐得大家开怀大笑。管老师没有架子，和大家相处亲密，不分彼此。管老师又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高兴时走路跳着走，嘴里哼着熟悉的曲子。有一次午睡，一只苍蝇在他脸上飞来飞去好几次，他生气了，当再飞来时，他用力一打，同时很恼怒地说：“谁跟你开玩笑！”这句话说得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在一旁的人都乐了。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新四军七师从皖江抗日根据地撤出，大部队战略转移到山东。1946年4月，在鲁南枣庄一带，举行了我父亲吕惠生的追悼会后，我就离开文工团到淮阴去了。1947年，我从河北临城的“黄河大队”长途跋涉奔赴渤海，投奔华东军区文工团，原因有三：一是有我的老团长张望（1940年就是我们文工团团长）；二是有管老师在；三是可以圆我拉小提琴的梦。我庆幸来到一个纪律严、作风正的文艺团体，感到由衷的高兴与欣慰。那时十七岁的我，对音乐越来越专注，兴趣也越来越浓了。管老师将《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本书赠送给我，我如获至宝。从此我在紧张的工作、演出、行军、拉琴之余，在自画的五线纸上做和声习题。管老师尽心地教我，他是我专业音乐创作的启蒙老师之一。

长相忆，相忆情难尽——在这无尽的思念中，首先我要深深地感谢管老师，并永远铭记在心。愿老师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本文作者，著名作曲家，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