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根据地和日伪军占领区之间，存在一个边缘地区。在边缘区内，是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敌、伪、顽、匪、帮会和新四军都在那里进出，而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冲撞的主潮，其余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边缘区长期处于炮火连天的前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边缘区工作流动性、变动性很大，几进几出，三翻四覆，是其常有的状态。边缘区工作又是各种斗争方式的扮演舞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与非法、流血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妥协与革命，各种方法均要采用。因此，陈毅指出:“敌后边缘区工作情况，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观”，“是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
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在开展边缘区工作方面，担负起了重要的任务，有时甚至唱起了“主角”。
边缘区分为几种:第一种是新四军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伪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地区。以上诸种形式，华中均先经过同情区的方式，先是我方人员立足，后以便衣武装、短枪队进入，逐渐改变人心，使新四军力量渐占优势。
1941 年八九月间，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敌工部兼路东联防司今部敌工部长余纪一奉命赶到淮南区党委，区党委副书记兼津浦路东联防司今部政委刘顺元以及李世焱、方毅等领导同志向他交代了任务:将邵伯湖西这一大片地区从伪化区变为抗日根据地。
邵伯湖西地区东起运河，西迄天仪(天长至仪征)公路，南濒长江，北抵高邮湖，和准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紧密相连。苏南新四军北渡长江后，陶勇的苏皖支队、叶飞的挺进纵队等部都在这里活动过。后来日伪军又插足这个地区，将其变成了伪化区。但敌伪的统治并不牢固，新四军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顽固派也在这个地区明里暗里进行活动。这个地区是沟通淮南根据地和苏中、苏南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为敌我双方所必争。
余纪一单枪匹马只身进人湖西，联系上了原来当过我湖西办事处主任的李梦甲和曾入过党的知识青年陈仁刚，做好了他们的工作。通过陈仁刚又争取其兄陈仁术，此人是当地实力派。经过短短一个多月，余纪一争取了 14个伪乡长和伪自卫团长，团结了十几个进步青年，并摸清了湖西地区的情况。
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部驻扬州，伪军第二十四师师部驻天长。日伪军在天长和天仪公路的一些主要据点均驻扎了部队，但日军不多，主要是伪军和伪自卫团，常到湖西地区抢掠。湖西广大群众由于受到日伪的残酷蹂躏，人心向我。他们反映:“我们恨鬼子，盼望新四军快来打鬼子。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糊鬼子。”
余纪一返回路东向淮南区党委作了汇报。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结合边缘区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开辟湖西的具体计划，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秘密武装，发展地下党组织，先建立两面政权，逐步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1942 年初，余纪一带着一支精干的便衣武装工作队进入湖西开展工作，并成立了湖西工委和湖西办事处，余纪一任湖西工委书记，由工委委员李唯知专门负责敌伪工作。
为了震慑敌人，余纪一亲率便衣队袭击了位于中心位置的刘家集伪自卫团，活捉了伪自卫团长和伪派出所长。经宣传抗战形势和晓以民族大义，释放了他们，归还其枪支。后来他们暗中为新四军做了一些工作。那个派出所长回到扬州后，经常给新四军送情报，还为我方争取了扬州日军司令部的一个翻译。敌人出发“扫荡”，翻译就把情报送给我方。有时来不及送，他就派情报员走在前面，给抗日军民“打招呼”。
湖西工委在斗争中采取了挤、拉、打三种手段。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湖西地区暗中设了情报站，派出特务伪装成封建迷信色彩极浓的“菩提善道”道长，从扬州每个月来湖西活动一次，搞所谓“传道”活动，愚弄农民群众。余纪一带便衣队采取突然袭击抓住了他。经审问，原来此人是日伪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还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经严肃教育，他签字画押，表示撤销“菩提善道”，并不再来湖西活动，新四军释放了他，从而“挤”走了顽固派势力。
对一切愿意抗日的地方实力派、伪乡保长、国民党湖西地下办事处主任糜光国等，采取“拉”的方针。只要他们愿意和我党我军一起抗日，则一律不予打击，而是团结争取，使他们在不同层面上参与抗日工作。
对日军及亲日顽固分子则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一天，武装便衣队进入大仪镇日军据点，准备抓几个活的，未果。后来终于在据点附近活捉到了两个日本士兵，送到二师师部。经过对日伪的几次打击，新四军声威大振，武装便衣队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枪，改为湖西办事处警卫连。
湖西地区封建帮会盛行，青帮势力很大。湖西工委为了适应特殊环境的斗争需要，经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批准，成立“洪门”以对付“青帮”。抗战初期余纪一在上海发展抗日武装时曾参加过“洪门”活动，深知“洪门”的“帮规”。恰好湖西区有个姓王的“洪门”老头子，经过争取，他靠近了我方。于是搞起了“洪门”这个表面上是封建帮会的特殊组织。“洪门”帮规是凡成立一个山头必须有“山、堂、水、香”的“海底”。余纪一将“山、堂、水、香”分别取名为“长白山、忠义堂、鸭绿水、大众香”，寓意是发动人民大众，尽忠报国，打到长白山，把日寇赶过鸭绿江。余纪一改头换面变成了“洪门”的“长白山主”。公开吸收了当地的几个头面人物，后来共吸收近千人参加了“洪门”。通过这种名义上是帮会活动实质上是敌军工作的特殊方式，广泛联络了各界人士，争取了不少伪乡长伪保长，甚至把触角伸进了敌伪军据点。在杨家庙、刘家集、古井寺、菱塘桥等集镇都有了“洪门”的拜兄弟，打击了敌伪的社会基础，发展了抗日力量。
湖西工委还在扬州城内的二圩、施家桥等地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秘密联络站，打通了和苏中、苏南的密秘交通线，派人打入南京的汪伪粮食局，获取了不少敌伪情报。
经过一年多艰苦不懈的工作，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于1943年6月批准成立了甘泉支队，并将湖西工委和水南工委合并组成甘泉县委，成立了甘泉县政府。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湖西这个敌我力量拉锯的边缘地带终于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敌工部门包括便衣武工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与浙东抗日根据地仅钱塘江一水之隔的上海近郊浦东地区的斗争。
上海东南部的南汇、奉贤、川沙三县东濒大海，南临杭州湾，与浙东游击纵队控制的“三北”地区隔钱塘江相望，是浙东新四军通往上海及苏北军部的一个通道。上海沦陷后，日伪对这个地区严密控制，据点林立。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基础也比较强，政客、流氓、土匪、封建把头等势力十分猖獗，臭名昭著的“忠义救国军”也曾在这个地区活动，加之散兵游勇也为数不少，构成了敌、伪、顽、我四种力量三角斗争的奇特情景。
为了打击日伪，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对于上海近郊的这块地盘，新四军当然在所必争。早在1938年，江苏省委就在这里建立了浦东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地下斗争，包括情报、策反等工作。1942 年秋，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又派朱亚民率 12 人的精干便衣小分队插入浦东，与浦东工委书记姜杰会合，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很快打开了浦东的局面。
1942年11月22日晚，根据地下党提供的准确情报，朱亚民派出七个便衣队员处决了南汇县大团镇伪商会会长韩鸿生，接着又处决了十几个“铁杆汉奸”。新四军小分队的抗日行动使群众拍手称快。伪军伪组织人员慑于新四军的声威，纷纷表示愿为抗日事业出力。地下党还在伪军伪警和伪乡保长中发展了不少地下工作关系。1943 年2月10 日晚，通过伪警内线，小分队击毙了三名日军，击毙和俘虏了十几名伪警察。同年3月29日，小分队又袭击了奉贤县钱家桥镇上的日军一个小队，毙伤其五人，缴获九六式轻机枪一挺，并毙伤伪军十几人.缴获长短枪 12 支。在斗争中，小分队发展到三十余人。1944 年9月，浙东区党委决定将浦东工委改为淞沪地委，小分队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下辖三个主力中队、三个地方中队和一些执行临时任务的短枪队，从而在上海近郊更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斗争，使市区的敌伪军受到震动。
新四军之所以能在上海近郊的边缘地区站稳脚跟，并从小到大，不断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坚决执行了对伪军分化瓦解的政策。对“铁杆汉奸”是坚决打击，但对不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的伪军则采取既斗争又争取、打拉结合的政策。驻新场的伪军刘铁城部有个特务长叫沈墨余，新四军通过关系暗中争取了他。一次他送出伪军口令，使我军夜间偷袭获缴了一个中队的大部装备。沈墨余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还当上了基层干部。南汇县六灶镇伪军头目吴桂泉是当地人，日寇对他不信任，将他的队伍调离当地，他很不满意。队伍虽被调走，但他在当地仍有很大势力。经过做工作，和他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派人到他的地盘征收抗战经费，他不干涉；作为条件，也不损害他的利益，从而使该地区成为新四军的活动地区之一。南汇县黄家路伪皇协保卫团头目江锦松及其儿子常在镇上欺压百姓，我方警告了他，他慑于新四军声威，主动上门要求见新四军淞沪支队负责人，并送来两门迫击炮和一些步枪。实践证明，对伪军只要政策和策略得当，在边缘区的三角斗争中就可能争取其为我所用。
对浦东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淞沪支队在他们搞摩擦时坚决实行自卫还击。如“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的王伯祥中队杀害我联络人员顾家福等同志，还不断向新四军挑衅，遂将其歼灭。但对那些愿意抗日的国民党官佐，则团结他们一起抗日。奉贤县齐贤镇的阮德尊，原是该县国民党地下县长的秘书，但他愿意为我方代征抗日爱国捐。他的妹妹与一个日军小队长姘居，日军对他家毫无防备。他向新四军送出情报后，我便衣队在他家设下埋伏，一举歼灭日军6名。
地方的士绅、富户，大多有爱国思想，不甘当亡国奴。新四军就和他们结成统战关系。奉贤县泰日桥士绅吴仙鹤较富裕，为保身家性命组织一支队伍，伪军第十三师给了他一个番号。经过教育争取，他将这支小队伍交给了新四军。反“清乡”时，我方投资让他在周浦镇上开米行，并同意他出任伪区长。他利用职务之便给新四军传递情报，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对帮会人物，淞沪支队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使其为抗日做一些有益的事业。
淞沪支队从开始时只有 12人的一支便衣武工队，后来发展到上千人的一支有相当力量的部队，这生动地说明:新四军各单位派往边缘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各式各样的武工队，在将敌占区、伪化区变成边缘区，又将边缘区逐步变成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如中共中央1945年1月25日向华中局和新四军第五师 (此时该师归中央直接指挥) 作的指示中所说:“三年来武工队斗争逐渐发展，已成为对敌连续进攻与长期发动农民的主要形式。今后的主要方针是消灭内地点线，开辟敌占区，把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上”，“武工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斗争，也是军事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应大大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