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做地上的泥土

清明那天，我来到了徐家汇上海交通大学校区，站在青松翠柏丛中的穆汉祥、史霄雯烈士墓前，献上鲜花，静静默哀。作为交大人，对这两位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上海的解放英勇献身的烈士有一种无比崇敬的心情。正是他们那气壮山河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交大人，激励着年轻的一代，实践着他们未竟的事业。

一

穆汉祥，回族人。老家在天津武清县穆庄。因家境贫寒，父亲年轻时背井离乡，外出做工谋生。先在武汉，后到重庆。穆汉祥是1924年6月14日在湖北汉阳出生的。

汉祥在穷苦的工人环境里长大，从小就很懂事，学习十分勤奋，从不让父母操心。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用的三角尺是父亲用铁皮剪成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嘲笑他，他不示弱，常挥舞小拳头表示反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半壁江山。汉祥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在重庆的狂轰滥炸，无辜百姓家破人亡，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仇恨满胸膛，经常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寒暑假回家，还和同学们一起创作抗日墙报、演唱抗日歌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复旦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免费的可供膳食的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电机科。为了日后报国，他学习更加勤奋刻苦，因而成绩十分优异。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鲁迅的杂文。

中专毕业后，穆汉祥进了位于长寿县的26兵工厂，任技术员。他满怀信心，积极工作，认为可以运用学到的技术制造出杀伤力很强的炸药，供前方战士杀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幸的是，一次他在排除一台进口喷灯机故障时被烧成重伤。工厂当局对此不闻不问，工人们只好将他送回家。

在家养伤期间，他思考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工人拼命干还是受苦受欺压?劳动者的前途在哪里?他打破了用技术救国的幻想。

一个月伤好以后，在父亲的支持下，他离开了兵工厂，于1945年夏天考上了当时在重庆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电讯管理系。

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决定迁回上海。1946年3月25日，穆汉祥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上海，同去的有他的朋友周蔚芸、胡文经等人。

来到上海交大后，他住进了中院一楼左边的一间宿舍。当时的上海，街头到处叫卖着美国货，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物价飞涨，工人店员失业，女大学生毕业沦为妓女，教员贫病交加投江自杀，而酒楼舞厅门口，珠光宝气的“高等华人”却在寻欢作乐。穆汉祥愤怒地说;“我恨不得把这些混账家伙像臭虫一样捻死。”

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他开始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经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帮助指点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他参加了学生进步社团组织的许多政治性集会，特别是在祭扫鲁迅墓时，听许广平介绍鲁迅的一生，深受感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此作为座右铭。

1946年上半年，全国19个省受灾，灾情严重的湖南平均每天饿死600多人，而国民党政府为发动内战，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相反加紧横征暴敛。汉祥义愤填膺，与进步同学一起发起了救灾运动，并提出“救灾反内战”的口号。这是他进交大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斗争。在这场运动中，穆汉祥废寝忘食地刻钢板、写传单、印捐册，进行募捐。他还把省吃俭用的零用钱、卖掉几件衣服所换得的钱都捐了出来。

不久，他参加了“知行社”。该社是几个进步同学于1946年3月发起组成的，其宗旨是“即知即行，苦干实干”。

为了斗争的需要，他狂热地学习漫画、木刻，钻研怎样写好战斗诗文。他的略带斜形的圆头黑体字被同学们称为“穆体字”，他写的“交大万岁”被贴在交大学生开出的火车头上。他那幅《向炮口要饭吃》的漫画今已收入介绍烈士的书籍中。他先后创作的《美国兵滚出去》、《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诞生》《到农村去》等大幅宣传画，鼓舞着人们去勇敢地战斗。

二

1946年五六月，救灾反内战运动高潮后，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学生救济会给交大一笔钱，用半工半读的形式救济贫困学生。交大决定办一个工作自助食堂、一个洗衣作坊和一所民办夜校这几件事分别交给几位级长负责。工管系级长周蔚芸和土木系级长何孝俅负责筹办夜校。当时这所夜校的校舍是华山路大门南侧竹篱笆围着的一个小院落，院内几间矮平房门窗残破不全，室内是坑坑洼洼的烂泥地，断了腿的凳子横七竖八。周蔚芸一看心凉了半截，这怎么办校?她立即想到了好友穆汉祥。

汉祥一听办夜校，连声叫好，因为在他的心里，早就想让劳苦工人和他们的子弟能上学。他利用几个下午的课余时间，打扫院落，填平地面，擦洗门窗，请来学校的木工师傅修理好了门窗桌子板凳。院子门口挂上了“交大民众夜校”的标牌。不久，许多进步同学应邀来教书。很快，100多名失学青年和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报名入学。

开学在即，穆汉祥和周蔚芸顶着初夏的骄阳，一趟一趟地到福州路的书店选择教材。他们步行去，步行回，将书扛在肩上，一路哼着歌。

在共同的学习生活和战斗中，两个青年人的手牵在了一起。汉祥热情踏实、生机勃勃，深深地吸引着小周，她说:“你的思想，你的心胸，像海一样广阔深沉，我叫你海吧。”汉祥说:“那我叫你风吧，风总是和海在一起，总是在海的胸怀中自由吹拂。"小周又说:“你为人老实，我觉得你应该永生，我叫你永生吧。"汉样说;“你应该幸福，我叫你幸福吧。”1949年穆汉祥英勇牺牲后，蔚芸在1949年6月9日出版的《交大生活》报上撰文悼念汉祥，文中说：“他不应该死，他还年青……我悲痛，但我更恨，恨我们的敌人。”

穆汉祥、周蔚芸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搜集资料，自编教材，自己刻写，油印装订。学生不仅把穆汉祥看成是敬爱的老师，还把他当成知心朋友。不论思想上、生活上发生什么问题，都愿意和他商量。他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和学生一起研究，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一个报童生病了，好几天没来上课，汉祥十分着急，把自己晚上教书得到的一点报酬，全部送到这个孩子家中。一个女工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眼睛几乎要失明了都无钱医治，汉祥知道后，虽然自己连理发的钱都没有，还是悄悄借了钱给她买了四瓶鱼肝油。一位仅13岁叫周伯钦的学生，老板发现他在交大夜校读书，为使他读不成书，将他调到远郊的一个分店。那天，泣不成声的他扑在穆老师的怀里，诉说着遭到的打击。汉祥拍案而起，用激昂的语调宣布，今天新课不上了，大家来说说，为什么这位正值读书年龄的小弟弟有书不能读?为什么老板害怕他读夜校?整个教室哗然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为这位同学打抱不平。穆汉祥因势利导，指出造成失学的社会原因是万恶的旧制度，要砸烂身上的枷锁就必须起来闹革命。

课后，他为这位同学写下了以下话语:“伯钦弟:求知识不一定要在学校里才能得到，只要你不中断地随时观察、随时怀疑、随时研讨地努力学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求得学识的。记着，离开学校，不要忘记读书，以后永远都不要忘记读书求进步才对。穆汉祥 十二月十六日。”这是目前发现的穆汉祥仅留于世的唯一手迹。在穆汉祥牺牲55周年之时，周伯钦老人将那份手迹原件无偿地赠给了龙华烈士纪念馆。

交大夜校，在汉祥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当时全市最好的夜校，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工人和干部。1947年7月，学生从最初的100人左右发展到450多人。

三

1947年7月，穆汉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穆汉样更加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实践。

1948年1月下旬，同济大学开展争取学生自治会民主权利的斗争。交大地下党总支动员100名学生前往支援。穆汉祥头天夜里写大标语到天亮，第二天又不顾疲劳随大队出发游行。同济进京请愿队和各校支援队与军警对峙着。不久，军警向学生投掷砖石，企图驱散队伍，随即又组织军队冲向学生，并挥舞马刀乱砍。队伍前面的南洋女中学生处境极为危险，交大学生见状立即冲向第一线，奋力保护女中学生。穆汉祥冲上前去，拉住将要踏到学生身上的马的缰绳，却被马刀砍伤唇部，门牙被击落。同济学生调来一辆有篷卡车，将各校受伤的数十名同学送到同济医院附属中美医院救治。当周蔚芸赶到医院看到脸上包着绷带，嘴里流着血的汉祥时，难过得哭了起来。汉祥忍着疼痛微笑着安慰她:“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的，难道流一点血就使你害怕了吗?”在医院里，他关心着学校的工作，他给“四0社”写信;“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多少朋友牺牲了生命，我流了点血，算不了什么，今后我们要更坚强地团结所有受苦难的人民，不幻想、不妥协，彻底地着实地消灭敌人，胜利才真正属于我们。”

1948年7月，敌人准备对交大进行大逮捕，一批学生自治会干事和进步同学被国民党特刑庭传讯。地下党组织决定将部分党员和进步同学秘密撤往解放区，其中有汉祥的女友小周。她考虑到在同济事件中，汉祥受伤身份已暴露，建议汉祥一起撤离。但汉祥考虑到大批同志走后，留下的工作要有人担当，主动请求党组织批准自己留下。小周哽咽了，汉祥安慰她说:“我是学电讯的，解放后城市农村都需要发展电讯，我还要将我的知识贡献给人民。我们就分开这一段时间，胜利后永远不会再分开了。"小周离开上海去镇江那天，汉祥早早地等在火车站。他们相见时只装不认识也不能言语，汉祥双目炯炯地看着小周安全地乘上火车离开上海……

1948年5月，汉祥担任了交大地下党组织委员，不久又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鼓舞留下来的同志和敌人作斗争。1949年初，交大地下党决定由穆汉祥筹备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他起草了“春风绿到江南岸”的建立宣言，号召同学：“面对敌人疯狂的迫害，灵活、沉着、坚决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准备迎接上海的解放。”2月，他又在夜校办起了《民众报》，报纸从3月1日至4月19日，出了15期及2期特刊，宣传报道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解放战争进展信息，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真面目，介绍解放区进步作家的作品等。报纸在夜校及徐汇区工厂中广为传播，深受群众欢迎。

四

1949年，我军势如破竹南下，上海乃至全国胜利在望。蒋介石以“引退”为掩护，梦想苟延残喘，东山再起。一些学生不明真相，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为揭穿敌人假和平的阴谋，交大学生自治会决定召开“真假和平辩论会”。这时已调离地下党组织从事工运的穆汉样被同学推选为正方主辩手，并得到组织同意。他对同学说:“辩论会后敌人会更注意我，我将转移到校外继续干。”

辩论会在上院114室举行。那天，盛况空前，室内挤得水泄不通。特务也混在其中。38级分支部书记以反方身份连珠炮似的提出主张和平的想法，他说:国民党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不老实也变得老实了，和谈是有希望的;先停战、后谈判;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等。穆汉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分清国民党当局到底搞的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他们提出“和谈”的目的是什么?正方以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国民党撕毁协议发动内战为例，告诫人们不能迷惑而上当。汉祥以严密的逻辑、铁的事实和磅礡的气势压倒了对方对“和平”的幻想。会场响起了一阵阵掌声。穆汉祥又举了农夫与蛇的故事，说明不能与毒蛇和谈。他总结:“中国人民数十年的流血牺牲，才夺得了今天接近胜利的大好形势。一切阴谋诡计都无法挽救反动派的灭亡。我们应擦亮眼睛，坚定信心，坚决投入黎明前的最后战斗，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混入会场的特务慑于广大同学的高昂情绪，未敢轻举妄动。

会后，穆汉祥离开了交大，转入地区工作，担任中共徐汇地区分区委委员，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协会及人民保安队，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

1949年4月25日晚上，交大校园遭到大搜捕。26日凌晨，军警闯入穆汉祥寝室来抓他，结果扑了个空。两天后，交大被强制疏散，同学们纷纷整理行李准备迁到亲戚家去。穆汉祥粗粗理了一下东西，将书籍托室友保管。他离开交大后，住到虹桥路一家小工厂工人集体居住的小阁楼上。为保密，只能晚上去睡几个小时。白天工作间隙他无处休息，下雨天便在电车三等车厢里用雨衣蒙着头，从徐家汇到十六铺坐个来回，以此休息一个多小时。一次，在虹桥公墓谈完工作，接头的同志看他实在太困了，就让他在墓地睡觉，自己放哨。穆汉祥醒后，又继续去干下一项工作。他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不是吃阳春面就是吃黑面饼，但他总是乐呵呵的，从不叫苦。他在一张小卡片上写着:“我愿做地上的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

4月30日下午，汉祥在虹桥路上跑了好多家工厂，逐一与他所联系的地下党员、工协会员以及人民保安队的负责人接上头并交代了任务。从他联系的最后一家工厂出来时，他舒了一口气，感到又饿又累，才想起已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早上只吃了一副大饼油条。他边想边走进了一家小面馆，随便叫了碗阳春面。正吃着，忽然背后被人打了一下，回头一看，冷笑的正是交大校园里最凶恶的特务祝端。穆汉祥吃了一惊，猛地跳了起来，但迟了，前面还有两个穿长衫的特务拿着手枪。特务把穆汉祥劫持到伪警察分局刑讯。下午6点多钟，他被四五个便衣警察押离徐汇警察分局至上海市警察局。在福州路警察总司令部狱中，敌人对其严刑逼供，使用了老虎凳、中正棍、辣椒水等酷刑，连十个指甲都被残酷剥掉。但穆汉祥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痛斥敌人:“反人民的政府一定要灭亡，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历史可以作证。”他还对看守人员晓以大义，做教育争取工作。他对难友说:“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吝啬自己的鲜血。”“我们虽然不能亲眼看到明天的新生活，但是却看到这所地狱的毁灭，我们死而无憾。”

1949年5月20日，在我军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穆汉祥和另一难友史霄雯被蒙上眼睛，缚住双手，秘密押往宋公园(今闸北公园)。他俩并肩站着，挺起胸膛。穆汉祥大声高呼:“反动派，你们的末日到了!赶快放下武器吧!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剑子手们的枪响了，鲜血从他俩的头颅中喷出……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年仅25岁的穆汉祥，在离上海解放差6天的时候，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5月29日，交大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到专门收殓无名尸体的普善山庄去找认尸体，在几十个打开的棺木中，从门牙被打落以及身材、体态中认出了穆汉祥的遗体，运回交大埋葬在校园里，在主干道南侧建立了烈士墓。不久墓碑上刻上了陈毅市长的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本文作者系原交大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