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赞张爱萍“善借”战术

在1942年~1943年反击日伪“扫荡”胜利结束后，华中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彭雪枫与张爱萍两人相见便谈起了如何相互配合，在洪泽湖畔将韩德勤部击溃，且将韩德勤俘获之事。在《张爱萍传》中，可以看到当时两位将军有下面一段对话：
　　彭雪枫说：“你真会借刀杀人，对盛子瑾是，对许志远是，对韩德勤又是。”
　　张爱萍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三十六计’中，明文标‘借’的就有‘借刀杀人’、‘借尸还魂’；没有标借而实际是借的就更多了，像‘假道伐虢’、‘指桑骂槐’、‘以逸待劳’、‘趁火打劫’等等，无不是借。”
　　“所以呀，”彭雪枫点首赞同：“古兵书云：‘能将者，善借’。”
　　“只是我们借得不够罢了。”张爱萍说。
　　在对待盛子瑾、许志远、韩德勤问题上，张爱萍为何利用“善借”战术，又是如何运用“善借”战术的呢？过细探索，实是耐人寻味。
　　（一）
　　首先看看张爱萍处理盛子瑾是什么样的情况。
　　盛子瑾系黄埔军校6期学生，其妻为戴笠派遣的特务，因此他与戴笠关系密切。他原任六安县县长，因受执掌安徽军政大权的新桂系人物的排挤，被调任国民党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名升实降。盛子瑾为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并步步高升，他请求省动委会派遣骨干随他赴任。经研究，省动委会派遣以江上青为首的10多名青年随盛子瑾到皖东北工作。江上青很快赢得了盛子瑾的信任，担任了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并当上了由同来的秘密党员组成的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盛子瑾到皖东北后，还曾派人与彭雪枫同志联系，请求彭雪枫派员协助他工作。
　　张爱萍同志1939年3月被任命为豫皖苏省委书记，同时参加党政军委会的领导。张爱萍受彭雪枫同志安排，并带着彭雪枫写给盛子瑾的亲笔信，由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秘书、地方工作队队长刘玉柱陪同，连同一名警卫一行3人，于当年7月奔往津浦路东。
　　张爱萍一行途经灵璧，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少将高参、豫皖苏省委书记的身份与灵璧县县长、第五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许志远进行了会谈，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了解到许志远仇恨盛子瑾由来已久，并千方百计与盛子瑾制造摩擦。
　　张爱萍一行离开灵璧赶往公署驻地罗岗。通过皖东北特委书记杨纯和江上青的介绍和帮助，张爱萍与盛子瑾会谈成功。张爱萍看出盛子瑾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国民党抗日将领，他积极联共抗战。但同时看出他抗战的一面不会长久。盛子瑾一边与戴笠勾结，一边与我们友好，说明其人有两面性和投机性，一旦形势严峻，在抗日战线上，他未必能站稳脚跟。张爱萍坚持以友好的态度，尽最大的努力团结他、拥护他，争取他共同抗日，同时也注意防备他。张爱萍积极调和盛子瑾与许志远之间的矛盾，征得盛子瑾的支持，建立起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发展游击武装，建立自己的队伍和政权，开辟和扩大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从而使皖东北地区由原来的国民党一统天下，变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战区。
　　1939年8月29日，在盛子瑾遭到与许志远关系密切的恶霸地主柏逸荪武装伏击，骑马走在前面的江上青中弹落马，走在中间偏后的盛子瑾慌忙躲进树丛里，逃过一劫。在江上青不幸牺牲后，盛子瑾感到像塌了半边天，后省政府来函说，准备近期派朱天修前来接替他兼职的泗县县长，盛子瑾又感到如雷击顶。他明里找张爱萍寻求对策，暗中又先后给韩德勤和戴笠写信，以便从他们那里谋个一官半职。
　　后来，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下令撤销盛子瑾的专员及保安司令等职，派桂系军阀马馨亭带一个加强营，武装接受盛子瑾之职。这一下盛子瑾吓坏了，颤颤抖抖地找张爱萍为他出主意。张爱萍一方面感到盛子瑾是个“草包”，一方面感到马馨亭的到来主要是要搅乱我皖东北合作抗日的局面，当即与金明、刘玉柱等同志商定，提出“援盛打马”的口号；一方面发动群众大造声势：“援助盛子瑾，反对马馨亭”；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由他与盛子瑾一道指挥，向马部驻地即地主武装的大本营大柏圩子发起进攻。在看到大柏圩子难攻之时，盛子瑾竟提出要带着他的部队撤回。张爱萍没有理他，留下赵汇川的三支队，迅速调整部署，给敌人造成一个围而必打甚至很快就打的感觉。马馨亭部终于在1940年除夕之夜，被迫逃出了大柏圩子。敌人仓库里存有堆积如山的大米，还丢下留过年而未来得及带走的大批鸡鸭鱼肉。张爱萍便决定开仓济贫，让乡亲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听说张爱萍要开仓济贫，盛子瑾又打来电话，开口向张爱萍表示祝贺，盛赞开仓济贫的举动，又提出以专员名义发布开仓济贫的布告。张爱萍没有应允他的要求，而是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布告，借此声明第四总队“依靠群众，保护群众，英勇战斗，抗日到底”的主张，一时间四面八方的人们涌向大柏圩子分粮分肉，无不喜气洋洋。
　　气壮如牛、胆小如鼠的盛子瑾，因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的罪名通缉他，戴笠又为他找了个位置，1940年3月，他便决计要走。张爱萍的意见是争取他留，准备他走。但是一要防止他行前搞破坏，二是不允许他带走我们所掌握的一人一枪。当得知盛子瑾扣留我地下党员石青、赵敏作为人质，要南渡淮河逃走时，张爱萍便派张太生率一团到淮河边布防，严密监视，并命令赵汇川率两个营迅速赶到淮河码头，协助张太生团以歼灭逃走的盛子瑾部队。
　　张爱萍转而一想，盛的真面目在人民群众中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我们又是“拥盛运动”的倡导者，由我们来干掉他，既容易造成群众误解，又容易被敌人利用。自己动手不如借助他人，于是他命令赵汇川、张太生对盛子瑾撤兵放行，接着给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发去电报，请他惩处这个皖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叛徒、戴系特务盛子瑾，并注意保护被盛子瑾扣押带走的石青和赵敏，然后写报告在群众中公布盛子瑾的罪行。次日便接到江北指挥部的通报：盛子瑾所带领的1000余人，全部被我缴械，部队被我收编，盛及他的夫人被我礼送出境。
　　（二）
　　再看张爱萍对许志远又是如何处置的。
　　张爱萍从津浦路西初到灵璧就了解到，许志远系当地士绅，是一个典型的恶霸，有枪，又拉起一支队伍，很受新桂系控制的国民党安徽省当权者的重用，委任他为灵璧县县长，兼任第五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他骄横淫逸，阴险狡诈，一心想取代专员盛子瑾的位置。他仇恨盛子瑾由来已久，千方百计制造摩擦，恨不得把盛子瑾连同其部队彻底消灭。盛子瑾对许志远亦恨之入骨，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端掉许的老窝。而许、盛双方又都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限制对方，发展自己。他们三天一交手，五天一闹哄，大打狠打随时可能出现，闹得皖东北大地鸡犬不宁。虽然他们是“狗咬狗”，但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受影响的是皖东北的抗日斗争。为了调和盛、许之间的矛盾，为了把这两个人都拉到抗日战线上来，张爱萍、刘玉柱等分别做了盛、许的工作后，又在苏鲁豫支队司令部驻地灵北张大路举行了“盛许会谈”，几经曲折，还是在酒桌上重申再不摩擦，握手言和。
　　张爱萍深知这一协议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送走许志远后，又送盛子瑾，建议其走大道返回。盛子瑾执意沿着濉河的小路走。结果途经小湾子遭到了与许志远关系过密的柏逸荪地主武装的伏击，造成江上青和朱伯庸等人牺牲。
　　盛子瑾的结局，特别是皖东北地方武装统归张爱萍的新四军四总队所管，而且张爱萍率领四总队横扫敌伪顽，使许志远不由得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感觉。他不愿意受张爱萍的“捏巴”，更不愿意走盛子瑾的路。他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把他的部队交给其副官徐合璧，随后他带两个随从，骑马直奔安徽省政府驻地立煌县要武器，以便与张爱萍较量。
　　张爱萍得到消息后，深知许志远这个人一旦弄到武器，必定会制造摩擦，倒不如先借用力量，来个顺手牵羊。于是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报告，建议驻守在通往立煌县的必经之地的新四军五支队，在许志远领回武器的路上将其干掉。刘少奇同意了这一意见，电报发走的第三天，五支队队长罗炳辉便回电：“许志远已被扣留，所带轻重武器连同一个加强连，全被缴械。”
　　（三）
　　张爱萍处置韩德勤问题的前前后后又是怎样的呢？
　　1941年11月下旬，张爱萍到阜宁县三河镇上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2年11月，由饶漱石任书记的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日伪军两万余人将对苏北盐阜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将转移到淮南地区。三师师部分散转移到盐阜边与苏中交界地区，仅留三师副师长张爱萍负责指挥盐阜地区反“扫荡”，并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由张爱萍兼任盐阜地委书记、八旅旅长和旅政治委员，还兼任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盐阜地区东临黄海，西滨涟水，北界陇海铁路，南达盐城、兴化，南北长140多公里，东西宽120多公里，射阳河横贯南北。这里本是新四军军部和三师师部所在地，是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中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张爱萍一人要挑起这样的重担，深感任务艰难，但依然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1943年1月，张爱萍牵头成立起盐阜地区反“扫荡”指挥部，随后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及开明士绅参加的反“扫荡”紧急动员大会，并根据盐阜区为一片平原，处处水网，且村庄稠密，又大都有围墙、围河、碉堡、炮楼等特点，制定了敌进我进、分兵巧进的战术。在张爱萍作了周密部署之后，整个盐阜区很快行动起来，党政军民齐上阵，男女老少皆出动，挖沟的挖沟，拆墙的拆墙，填河的填河，打狗的打狗，到处呈现出一派备战景象。
　　1943年3月12日，日伪军两万余人开始了疯狂大“扫荡”。先以主力“扫荡”国民党韩德勤部，以部分兵力对盐阜区军民佯攻；继之以大部分兵力自北至南对盐阜区构成一个大包围圈。根据预定部署，张爱萍率指挥部及直属队转移到了淮安北蔡桥地区。这时，国民党顽军、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副官突然赶来，找到张爱萍恭恭敬敬地说道：“韩主席派我来与张将军商量，想借贵区一块宝地，以备我部队后撤暂住。”张爱萍深知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韩德勤明里一把火，暗中一把刀，是个反共老手，让他进驻我根据地，等于是引狼入室，养虎遗患，但又不好直言拒绝。于是心生一计，说道：“对于贵军的要求，我部当尽量满足。但是我认为贵军进驻这里不是上策。就日寇猖狂的来势看，其‘扫荡’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结束的，而我们反‘扫荡’也不一定能尽快取得胜利。因此我部也做了转移的准备，如果贵部进驻这里，我们两支部队挤在一处，于抗击、于撤离都不利。”张爱萍将军作了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分析之后，又给来者提出了一条捷径：“贵部可以从我根据地边区通过，进驻洪泽湖畔我新四军四师防地，我可以通知他们迎接贵部。我想敌人还不致于打到洪泽湖畔吧！”该副官回去当晚即打来电话，说：“韩主席对张将军的安排十分满意，要我代为致谢，准备立即按将军的计划行动。”
　　张爱萍当即一面向新四军军部及四师师长彭雪枫发了电报，说明韩德勤近日即将到洪泽湖畔，建议趁此机会收编其部队，以铲除后患；一面通知边区部队提供方便，为韩部让道，使其毫无疑虑地赶往目的地。反共老手韩德勤也在打着如意算盘，在他亲率3000余人，由东西进时，蒋驻阜阳地区华中游击总司令王仲廉部亦奉蒋之命由西东进，妄图通过他们东西对进，夹击消灭我四师于洪泽湖畔。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韩部到洪泽湖畔立足未稳，即被我四师击溃，其旅长王光夏被击毙，韩德勤及其参谋长等也被擒，韩部的武器被收缴。王仲廉部由西东进，一路挨打，待赶到灵北杨疃附近时，打听到韩德勤部已被我军歼灭，遂慌忙率部从灵北缩回津浦路西。
　　以上三例记录在案，怪不得彭雪枫赞叹张爱萍是“善借”战术的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