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日是新四军首任卫生部长沈其震同志的百岁诞辰，在北京的新四军老战士和沈老的亲属、生前友好、同事、晚辈为纪念这位曾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人举行了“沈其震同志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暨《沈其震画传》首发式”。出席大会的有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前人大副委员长、新四军老战士钱正英,前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吴阶平，农工民主党领导人方荣欣、田光涛，卫生部部长高强，中华医学会会长吴明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刘德培和大连医科大学校长黄敏。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谦主持了会议。
1937 年初,叶挺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活，到上海聚集爱国力量。那时沈其震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健康保障会”，组建伤兵医院，收容上海保卫战的伤员。“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会见叶挺,告诉他,改编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很快就要提上议事日程，希望他参加这一工作。叶挺意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自己将再度驰骋疆场。他想到北伐战争中，战士们冲锋陷阵,奋勇战斗,但一旦受伤,由于缺少军医,不能及时救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血流不止，许多人就这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找到沈其震说:“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你和我一起去吧!伤员需要你!”就这样,沈其震成了叶挺为新四军招募军医的第一人。
1937年12月，沈其震被任命为新四军军医处处长。
当时，沈其震这个军医处长是“光杆司令”,手下没有一个医生。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募一批医生。沈其震曾经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又在协和医学院做过研究工作，还当过开业医生，他深知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在旧中国这样的医生本来就很少,而愿意放弃城市生活,冒着生命危险随军打仗的医生就更少了。那时，国民党的军队也在招募医生,待遇是相当高的。
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艰苦奋斗坚持抗日，不可能给医生支付高薪，而且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很差。沈其震想找合格的医生太困难了。这时候,沈其震想起了一个人，就是他在协和做研究工作时的导师林可胜教授。林可胜教授不仅是国际知名学者，而且有战地救护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谢绝了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聘请，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总队长。许多爱国的医务人员都去投奔他，友好国家支援中国的医药物资也在他那里汇总和分发，连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也到他那里去推动战地救护工作。
沈其震向林可胜说明来意，告诉他新四军即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现在急需招募一批随军的医生。林可胜热情地接待了他昔日的学生，告诉他:“我这里有一个志愿报名参加战地救护的医生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你自己去跟他们谈吧!”说着就把名单给沈其震看。沈其震大喜过望，连忙抄下来。
沈其震动员参加新四军的第一位医生是吴之理。1937 年，上海医学院应届毕业生吴之理、郑乃光、戎和卿等三人正在南京鼓楼医院实习。12 月13日南京失守，他们随医院撤退到武汉，自愿到陆军重伤医院去参加教护伤员的工作。他们满腔爱国热情想参加抗日游击队。
沈其震按着林可胜给他的名单，找上门来。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年轻人。沈其震指名要找吴之理，那人说:“吴之理不在家。”沈其震看着手里的名单，说“郑乃光呢?”那人说:“我就是。”沈其震对他说:“我从林可胜教授那里听说,你们三位‘上医’的毕业生想去前方工作。我是新四军的沈医生,欢迎你们参加新四军的医务工作。新四军组建好了就要开赴江南敌后打日本。”
沈其震还告诉他，新四军的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他正在汉口组建一支新的抗日军队。沈其震留下了日租界大和街 28 号的地址，让郑乃光转告他的同学吴之理、戎和卿,欢迎他们到新四军筹建处来谈谈。
当天晚上,吴之理回来了,听说居然有人找上门来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忙问郑乃光:“你对沈医生的印象如何?”
郑乃光答道:“他身穿便服，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带点湖南口音。一派学者风度,不像当官的人。”
由于对沈其震印象不错,吴之理和郑乃光决定“回访”。一见面，沈其震就诚恳地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那是个好学校,你们又志愿上前线工作,所以我去找你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我正在筹建军医处,现在还没有什么人。”
那天叶挺军长正在隔壁。沈其震说:“你们要不要见见叶挺军长?他就在隔壁办公,今天正好没出门。”
吴之理他们一听，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新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就在这里,非常高兴。于是，沈其震就领着他们走进了叶军长的办公室。
叶军长首先表示欢迎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他说,新四军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你们想参加要快点下决心。吴之理看到叶军长器宇轩昂，举止不凡，心里顿生敬意。吴之理问沈其震:“我们参军的事，是不是就算定下来了?”
沈其震说:“一言为定。你们先在伤兵医院工作，做好出发准备,过些天有人会去通知你们,去南昌集合。”
在纪念沈其震百年诞辰的大会上，年届九十的吴之理回顾往事说:“当年我们要求参加抗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去可以拿高薪的国民党军医院，而是参加了新四军呢?是因为沈其震。学者风度的他态度诚恳坦率，有一种吸引人的人格力量。他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你很快就会相信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其实那时候我们不懂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愿意跟他走。”
不久，沈其震见到了沈阳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医生宫乃泉。宫乃泉比吴之理早毕业三年。东北沦陷以后，他不愿当“亡国奴”,只身跑到关内。听说新四军正在招募医生，他就主动找上门来。
沈其震对吴之理、宫乃泉等人说，新四军需要许许多多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药剂师、化验员等等。让他们赶紧给同乡同学、亲朋好友写信,尽量动员更多的人来参军。只要是愿意上前线的医务人员，统统欢迎。他还说明,新四军的政策是来去自由,要来欢迎,要走欢送。吴之理、宫乃泉等热血青年马上行动，纷纷动员同窗好友参加新四军。大约过了一个月，宫乃泉介绍了外科医生王津先、崔义田,内科医生齐仲桓。吴之理约来了自己的女朋友、同班同学章央芬和南京鼓楼医院同事、化验技师李启宇等人参军。还有药剂师孙志成、男护士李子民等也闻讯赶来参加新四军。
1937 年底，长沙聚集着很多从上海、南京“内迁”的群体和从沦陷区逃难到此的爱国知识分子。长沙是沈其震的故乡。沈其震在长沙招聘到了一位很有经验的护士主任兼护校教导主任杨光，还有两位护士刘球、潘岱青和 7位南京中央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毕业生。这是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护理人员，非常难得。她们的到来为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增加了新的血液。
林可胜教授领导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沈其震领导的新四军军医处可以说是心照不宜，配合默契。从南昌到岩寺,再到云岭，在新四军军部附近不远的地方，总有两个林可胜救护总队派来的救护队在活动，或参与救治伤病员，或无偿支援医疗器械与药品。夏天来临，疟疾流行，沈其震再次向林可胜教授求援。林可胜一次就拨给新四军军医处 200 万片奎宁。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队长何鸣九教授也是个医学博士、爱国志士。他与沈其震一见如故，成为好友。他看到新四军的医生护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正规的医务工作，热忱地为伤员服务，深受感动。他不仅帮助新四军输送药品、器械,还直接派出两个救护队共二十余名医务人员，到泾县云岭支援前方医院，与新四军的医生一道看门诊、作手术。沈其震很快就和两个救护队的医务人员熟悉了。后来,这两个救护队奉命撤离，其队员郑岗、程贤家、谢芝瑞,张惠新、刘锡范、林柏秀等自愿留下参加了新四军。
当时，很多医务人员虽有抗日热情，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却并无多少了解，但是看到沈其震一派学者风度，感到和蔼可亲,产生了信任感，跟着他走进了革命队伍。沈其震在很短的时间里组建了新四军的前方医院、后方军医院。
新四军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十分缺乏，1938 年冬，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向叶挺军长建议派沈其震前往香港会见宋庆龄。虽然沈其震不善言辞，但是他的博学和诚恳态度博得了宋庆龄的信任。宋庆龄为新四军筹集了多批药品和医疗器械。1939 年冬，沈其震陪同叶挺军长又去拜访宋庆龄。这两次会见之后,宋庆龄又向新四军提供了大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药品。
1941年初,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宋庆龄希望尽快见到新四军的同志，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和陈毅决定委派沈其震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宋庆龄了解情况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为新四军筹集了一大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1年3月，新四军军医处改编为卫生部，沈其震担任了新四军卫生部的第一任部长。在他领导下,新四军的卫生系统,承担起九万余新四军官兵和数以百万计的根据地民众的卫生保健任务。
沈其震又从上海动员了一批医生到苏北。他还亲自将国际主义战士、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护送到了苏北根据地。罗生特医生的精湛医术对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了整整9个年头,诊治过成千上万名伤病员,亲手培养很多中国医生。后来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纵队(军)卫生部长。
1942年6月，新四军在淮南根据地创办了全军第一所高等医学院“华中医学院”,军部领导任命卫生部长沈其震兼任院长。
1942年10月，华中医学院正式开学。张云逸副军长代表军部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沈其震院长作报告,彭康、钱俊瑞等同志出席祝贺。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各师、旅和各根据地抽调来的男女学员情绪热烈，高唱抗日歌曲。
华中医学院是拥有一两千万人口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战争环境中首次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虽然校舍是农村中不起眼的平房，但其内涵却极其丰富.师资水平相当高，授课也是正规的。例如,前期授课教师为:吴之理教解剖学、组织学;宫乃泉教生理学、病理学;章央芬教诊断学、药理学;江淮大学教授周国英教英语；恽子强教授教化学;张仲麟教授教哲学;江淮大学校长韦悫教心理学。参与授课的还有:“洋博士”罗生特,化学教授、药学专家邢其毅,生理学教授沈霁春,卫生学家江上峰，解剖学讲师苏醒,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沈其震招募来的、接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医护人员在战斗中成长。“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成立了七个师，这批医护人员成为各师的卫生工作骨干。他们不仅在革命军队中救死扶伤，而且为根据地人民治病,还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在战争年代，新四军的医务工作一直非常出色。仅举一例,1944 年,三师所在地盐阜区流行黑热病,死亡率高达 85%。因为缺医少药，有些家庭甚至死绝。章央芬担任三师医务主任，带着 20 多名医务人员，利用农舍办起了黑热病休养所,自制特效药锑剂,治愈了近千名病人。此举大大地密切了军民关系，人民视新四军为救星。
解放后，当年由沈其震培养成长起来的年轻医生成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吴之理同志从一个外科医生逐渐成长起来，历任新四军三师的卫生部长、解放军东北军区卫生部长、志愿军卫生部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章央芬同志解放后担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科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当时跟着沈其震参军的还有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宫乃泉、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崔义田……他们把沈其震视为自已终生的榜样，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了自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