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思念父亲龙跃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龙跃百年诞辰，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中共党史学会和温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我们子女参加，共同缅怀他光辉的一生，追忆他对浙南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们为此深感荣幸。
　　父亲原名龙兆丰，江西万载县人。少年时念过初小，后考入宜春省立第七中学。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到达宜春，一部分红军住在第七中学。父亲就在这个时候约几个同学，一起参加红军，开始了他漫长的革命生涯。
　　父亲参军后，在战争中经历了血和火的锻炼与考验，于1931年4月1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
　　1934年初，父亲调入红七军团。不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准备长征，将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北上，以调动、牵制敌人。1934年7月，父亲随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离开中央苏区，转战千里，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年，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陷入敌人重围，弹尽粮绝，仅父亲等500多人在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围回到闽浙赣苏区。不久，党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这时，挺进师全师只有500多人枪。父亲生前多次说起，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时有7000多人，而到新中国成立时仍健在的只有14个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革命烈士鲜血铸就的。
　　    1935年3月，父亲随同挺进师进入浙江。1936年5月他出任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兼鼎平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2月代理中共浙南特委书记，193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直至1950年3月，坚持了浙南14年斗争。他熟悉浙南的山山水水，热爱浙南的父老乡亲，对浙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晚年患病期间，曾收到浙南老区人民大量来信，他都一一回信。由于一些老区的经济还没有开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有些来信要求帮助，他都回信加以慰藉，或向当地领导积极反映。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老同志在解放后遭受委屈没有平反，凡是他知道的，他都如实给他们写证明材料，尽力澄清历史真相，他认为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浙南是一个革命老区，当年地处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敌人力量强大，社会政治情况复杂。父亲是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依靠群众，团结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重重困难，保持了浙南红旗不倒。
　　1949年6月21日，父亲从温州动身，到杭州、上海向省委和华东局汇报工作。9月，他又作为华东代表团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30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他从北京归来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不料到了1950年3月，中共浙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他出席大会竟被作为批判对象，给戴上了“山头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两顶帽子，从此在政治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申诉信，要求对所谓的“山头主义”和“家长制领导”给以重新审查。在陈云同志的关心下，中共浙江省委于1984年作出平反决定，恢复对浙南党和父亲的正确评价；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1958年9月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期间批判父亲的“山头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是错误的。
　　1953年3月，父亲背着“山头主义”的帽子从浙江调来上海，分配到上海汽轮机厂工作。工业生产对父亲来说是个陌生领域，初来乍到，他为自己定了几条工作生活守则：一是不摆领导干部架子，不搞特殊化；二要多接触群众，深入生产第一线；三要认真学习工业生产知识，尽快缩短主客观距离；四在工作上要抓典型，总结经验，努力做出成绩。
　　他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了7年，由一个红军战士、老游击队员成功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工业战线上的优秀指挥员。当初，我们家在上海市区，工厂在郊区，来往交通很不方便，厂里开往市区的班车只有每周六下午一个班次，把职工送到市区，星期天晚上接回来。父亲遵守厂里规定，平时不回市区，住职工集体宿舍，吃职工食堂，自己洗晒衣物，生活简朴，与职工打成一片，厂里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老龙”。
　　上海汽轮机厂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下的一个机器制造厂，党的工作基础薄弱，全厂没有几个党员。父亲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他在强调党委自身建设的同时，把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委的工作重点。他依靠工人，团结知识分子，十分注意从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他尊重知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生产技术上的作用，同时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对个别高级知识分子，父亲还亲自作入党介绍人，吸纳进入领导决策层。上海汽轮机厂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经验，当年还曾在上海市委组织工作会议上做过专题介绍。
　　在父亲任职上海汽轮机厂的7年间，也是我国汽轮机工业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发展的时期。1953年，我国从捷克引进制造6000千瓦汽轮机技术，而当时上海汽轮机厂还只是一个生产蒸汽机、柴油机以及电动葫芦等起重设备的普通机器厂，其厂房、生产设备等技术条件，远远达不到生产制造现代发电设备汽轮机的要求。为了克服困难，落实生产任务，我父亲给全厂职工做动员报告，宣传贯彻党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组织全厂技术人员与管理干部，学习有关技术政策和技术资料，探讨制造中的关键技术和管理问题。在生产中遇到难题，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一一解决，从而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机的试制任务。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自行开发设计生产了2.5万千瓦和5万千瓦机组，为我国电力工业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一次刘少奇同志来厂视察，父亲向他汇报工厂情况，并对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当时少奇同志对一个红军干部能够很快熟识并掌握领导现代化工业生产感到高兴，他对父亲说：“你是一个老红军，从来没有搞过工业，但在短短时间里就钻进去了，谁能说我们共产党不能领导工业？”
　　由于父亲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领导与管理能力，1960年，父亲被周总理任命为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先分工联系轻工、纺织、化工，后专管上海军工生产（包括上海小三线工厂）。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迫害。1973年初，父亲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被分配到上海压缩机厂工作。压缩机厂在上海郊区，他坚持坐公交车上下班，每天早出晚归。后来调到上海柴油机厂工作，路更远，因为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平时他就住在工厂里，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他认为自己只要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不论职位高低，工作多累，他都无怨。这段时间，他整顿企业，努力工作，一心想把生产抓上去，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补回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本可以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可惜他已身患重病，无法再工作了。
　　在父亲的一生中，他最难以忘记的是浙南的革命斗争，浙南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艰辛和牺牲。他从解放初离开温州后，由于种种原因，30多年没有回过温州，但他曾多次通过不同途径关心老区人民和老区建设。1984年，当时他身体条件尚可，和母亲一起回了一次温州，回到了他梦中都思念的浙南，见到了当年和他一起建功立业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他高兴啊！因为浙南这个根据地孤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执行的是隐蔽精干政策，很少向外界作宣传；解放后不久，这个地区的工作又因种种原因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许多人不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父亲认为自己作为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历史见证人，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以弘扬人民的革命精神。所以在他患了重病之后，仍在病床上坚持写完并出版了自己的革命回忆录《坚持浙南十四年》，全面、系统地叙述和分析了浙南的革命斗争，为日后编纂党史军史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资料。
　　今年是父亲的百岁诞辰，回顾他的一生，他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大的业绩，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顾大局，识大体，忍辱负重，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忠诚于党的事业。他好学力行，自奉节俭，从不以权谋私，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他是我们的好父亲，也是共产党员的楷模。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