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逝世迄今，已整整70年了。我一直萦怀系念，无时或释。
　　抗战爆发那年，我从长江之滨（由南京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奔赴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参军和到抗大学习、工作过程中，留在我心目中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众多将军中，左权总参谋长是其中杰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我参军之际，最早耳闻的我军将领是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他们三位是总部的总司令、副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更令我铭刻不忘的是，我从新成立的炮兵团被选调到总部直属随营学校，就是左权将军在山西临汾到炮兵团观察时列名审批的30名青年战士之中一员。到了随营学校，方知这里就是抗大分到前方的一个团。我在这里受到军事、政治培训，然后留校工作。前后五年，受到的陶冶、磨练，影响了我的一生。饮水思源，不能不铭记左权将军。
　　那是抗战初期，日寇疯狂进攻，军务繁忙，我们战士、学员没有机会见到左权同志。直到一年后的1938年12月，我们从山西西渡黄河，到延安、洛川学习、工作之后，我被分配到新组建的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工作，渡河东迁，穿越同蒲铁路和绵山，回到山西敌后方，与总司令部在晋东南、太行山靠拢，才有幸见到左权将军，并经常聆听他到一分校给全体干部（约500人）讲授军事课，报告抗战形势。
　　那时，我军总司令部驻在屯留县中村、北村一带，抗大一分校驻在东西故县和岗上一线，相距不到十华里。一天，我们正在迎接春节，左权将军首次骑马来到我校校部，看望、慰问全体师生。接着，他又到我校参加抗大第五期开学和庆祝这次东迁长途跋涉胜利的大会。左权将军代表总部讲了话。这次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要我们时刻提高警惕。因为这里是敌人包围中的敌后方，不是“安乐窝”，要随时准备战斗，要在战斗环境中办教育。这成为我校必须遵循的行动方针。
　　每次左权将军到我校来，总是骑着一匹乌黑的高头大马，只有警卫员一人轻骑随从陪同。他穿的是一套普通的灰色棉军服，但衣着清洁整齐。他精神抖擞，英俊清秀。他早年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来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1930年回国后，担任过红军12军军长、15军军长兼政委、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和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协助林彪指挥过长征中的许多重大战斗。他是我军一位既富有军事理论素养，又有丰富战争实践经验的指挥员。
　　我多次听过左权将军向抗大干部讲授军事课，印象深刻，至今难忘。他是湖南醴陵人，操一口标准的湖南乡音，铿锵、清脆、高亢，洋溢着活力。他每次到抗大一分校校部，总是先与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黄欧东、训练部长（参谋长）韦国清见面，然后到广场上，向聚集在那里的约500名干部作报告，或讲课。记得他联系过平型关战斗、太行地区粉碎九路围攻、响堂铺伏击战以及反顽摩擦战例等等。
　　记得最后一次，在训练部驻地东故县村，左权将军专门讲了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战略、战术。他强调平原的特点与山地迥然不同，没有高山峻岭可以利用，主要靠发动、教育、组织群众。他特别赞扬平原群众大挖抗日道沟，既能自卫、又可打击日寇，认为这是群众发挥聪明才智的一大发明创造。
　　那时我们还驻在山地，没有见过这种抗日道沟。左权同志要了一块黑板，用粉笔画了抗日道沟的图形，解答了我们的许多疑问。这种道沟，有一人深，沟沿上边培土，既可作为枪托，便于向外射击，也可掩护军民在沟内来往通行。相距一段还挖一个转盘，骡马、牛车分开绕行，不会撞碰。设计十分合理、实用。不久，群众又进一步发明创造了“地道战”，神出鬼没，把日寇打得昏头转向。
　　1942年，就在我军与敌人剧烈搏斗之际，突然传来噩耗：“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争中壮烈牺牲。”我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如同急雷轰顶、大石捶胸，悲恸莫名，泪如泉涌。
　　左权同志壮烈牺牲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后改名为左权县）。他在指挥战斗和总部大批人员行动时，不顾自己安危，在炮火中壮烈牺牲，英年早逝，年仅37岁。左权将军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指挥员。他是我军中具有崇高品格、才华杰出的人才之一。他新婚不久，遗有幼小的女儿太北。他的牺牲令人无限惋惜、悲痛、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