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溪鲤水觅萍踪

　　
　　
　　
　　
　　鲤水源，白石累累，泉声潺潺，是我的家乡浙江省浦江南山的一个大峡谷。近年由浙江东阳横店集团投资，大峡谷更名为神丽峡，初步建成与横店影视城、兰溪大士山、浦江仙华山、“江南第一家”、义乌小商品市场等携手的旅游线，发展成为浙中金华的新兴风景区。前些日子，我也来到峡中小游，陪伴我的是故人于萍烈士的遗腹子于文昌，连他也年近花甲了。
　　从山下的鲤水水库上溯，一路上只见溪涧中都是大大小小的巨石。如斗、如车，这是小的;如门、如屋，是大的。乱石星罗棋布，如怪兽，如羊羔，溪水在石隙中奔腾而下，时隐时现。文昌指点着山麓炊烟袅袅的村庄说:“那里是杨里、寺河塘，爸爸牺牲那年是在坟头庄被敌人包围的。”山鸟啁啾，潜流呜咽，我们在寂静的山谷中沉默了很久。
　　鲤水源是浦阳江的源头之一，发源于隔山的义乌鲤鱼山，古时有桃林，曾有“桃溪鲤水”的景色。抗日战争时期，南山一带是新四军金萧支队八大队和中共金义浦办事处的革命根据地，于萍则在这—带的炉峰乡从手民运工作，武装群众，打击敌顽，一村一村地建立基层政权。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1945年9月底，于萍与游击小组长杨伟牛、民兵分队长杨樟挺等五人，遭国民党顽军包围被俘，他们坚贞不屈，次日英勇就义。
　　于萍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好友。那时候，他的学名叫于林桂。他的父亲于荣缮先生是做茶叶批发生意的，在浦江县城中心的太极宫宫口街上设有一间门面的于和记门市部。他父亲平日不大在店里，多半是于萍看守。这样一来，也就为我们一群小茶客提供了一个免费茶馆。大家闲暇无事时都爱到于和记品茗谈天。也因为吃茶，发生了后来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于萍的姐夫荒途，本名项寿海，是南乡石塔湾的农家子弟。他是我们县里第一个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先进分子。荒途在我们的小茶馆一出现，大家便有了一个议论中心。他给我们讲时事，讲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讲国共两党的关系，讲统一战线。最后，归结到一个与我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题目:“青年往何处去?”在荒途的启发和鼓舞下，我们有了最初的参加救亡运动的积极性和革命觉醒。这年8月的某一日，荒途介绍我和于萍加入民先队，他离家前一日，浦江县第一批民先队员十人在南门街于家客堂举行入队宣誓仪式。
　　浦江的民先组织，得到金衢特委派到金华、兰溪、东阳、义乌各县来工作的马丁(孙克辛)、林材(一新)、崔秀阳(崔洪生)、唐智和等同志的领导，迅速发展，在1938年春夏间成立县大队部。上半年，杭州各中等学校因战事关系暂时停办，我和于萍都休学在家。我的伯父等人怕亲友中的青少年学业荒废，游荡在外肇事，年初在水门口吴宏定家开办补习班，邀请楼静玄、童冰梅二人分班辅导，温习功课。我和于萍这时已无心读书，利用上学的时间筹办了民先的队刊《吼声》周刊。
　　编辑出版刊物，当时我们实在没有经验，大队部为此讨论了几次。马丁说:“出版刊物要先向国民党党部登记，申请登记证。但我们如按部就班照这个手续请求许可，很可能拖一年半载也办不成功。我们只能一面申请，一面出版，来一个半守法半非法，谅他们也无可奈何。”办刊物没有经费，第一期的印刷费是我典当了一副银子碗筷的钱。第二期由于萍出钱发稿，但刚付印就被国民党党部勒令停刊，登记证始终没有领到。《吼声》创刊词由我执笔，大家研究了几次，改了几遍，最后由许里的队员许维统改定、大队部讨论通过才发排。这个天折的小刊物，居然还有人一直保存着，留到现在，《发刊词》作为地方文献，收录于《浦江县志》。
　　1938年秋季学校开学复课，家长们命子弟回校继续读书，复习班解散。我去了丽水临时联合中学，读初中最后一个学期。于萍等先后赴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受训。从那时候起，我与于萍劳燕分飞，没有再见面。
　　于萍在秃南待了三个月后派回浙江，去浙南的云和工作。1939年春天，我在高中读了两个月，休学回乡工作，奉命打入政工队，在县政府的政工指导室担任宣教股长。这时候，于萍大概也在云和县政工队。
　　1939年夏天，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浦江民先队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隐蔽党的组织，要求民先队停止活动。同时，吸收一批符合条件的队员入党;动员一般队员参加公开合法团体。”至此，浦江的救亡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我是1939年8月离开金华的。我到达西安后，才知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胡宗南的二十余万军队封锁，去延安已无可能。羁留西安时我又被国民党逮捕，投入黑牢。出狱后我羁留西安工作多时，1944年始潜离西安，入川，经自贡至重庆。1946年到上海工作。
　　再一次得知于萍的消息，已是1947年的六七月间。我所在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和党领导的报纸《联合晚报》进步报纸《文汇报》三报于5月25日一同被国民党查封，同时又搜捕三报记者编辑(按:南京《新民报》已于1946年7月8日经蒋介石下令“永远停刊”)。我避往南京后，又折回杭州、浦江。这时，于萍家已是所谓“匪属”。白天我不敢去他家慰问，只能在夜间悄悄到南门街高台门去。走进那间当年民先队员宣誓的小客堂，陈设如旧，物是人非，空气沉重阴森，十分悲凉。于家的人见我到来，触动旧创，老老少少一齐围上前来，拉住我的手只是哭，由低声啜泣而率性号啕大哭。一屋子人哭得一句话也没法说。我怕惊动邻居路人，只得匆匆辞出。当时于萍的这个遗腹子，还在他母亲怀抱里。他是于萍牺牲后两日出生的。
　　从我的堂姐松乔口中，我听到这样一些关于于萍被捕、殉难的经过情况。于萍被捕之日，他的父亲荣缮先生父女曾找过我的伯父同光先生，央他出面去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石伯常求情，营救于萍。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求情、保释等等办法都无济于事。国民党政府早有秘密指令，只要是查实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战士，一律就地枪决，不必向上峰请示，也不需经过司法程序。于萍出事后，次日即被杀害。
　　我还听说，于萍英勇就义之日，南门街(今和平南路)发生了非常悲壮的一幕:1945年9月29日傍晚，于萍与金萧支队八大队、中共金义浦办事处的五个干部、战士从狱中出来被绑赴刑场，南门街是必经之地。于萍走到高台门的巷口时，远远看见家人都伫立路旁送行，情不自禁奔跑上数步，跪在老祖母膝下叩了一个头，表示告别，然后站起来昂首向刑场走去。祖母悲痛过度，当场昏厥倒地。一家人大放悲声。街邻群众无不一掬同情之泪，咬牙切齿地诅咒国民党反动派:“蒋该死!蒋该死!”
　　于萍牺牲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5月11日，浦江全县解放。
　　1949年后我有许多年没有回乡，直到十年内乱过去，才有时间回浦江看看故园新貌。但来去匆匆，每次不过一二日。浦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但我已走进暮景，不仅触景伤情的东西很多，故旧寥落，于和记那样的“小茶馆”也没有了。只有这桃溪鲤水，也就是“神丽峡”，在我的心目中还算是个“红色旅游”景点，只要走得动，以后还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