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陈云是毛泽东的强有力支持者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几乎濒临绝境，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会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于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这一点，张闻天曾回忆说，当时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遵义会议前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负有重要责任的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说，当时陈云是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至少在军事方面)。也正因为陈云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后，他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王明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2月中下旬或3月，陈云开始撰写“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提纲介绍了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讨论的内容、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决定。提纲中指出：“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陈云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参与和强有力的支持下，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地位，并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组成了中共新的坚强的领导班子。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的锻炼，开始走向成熟，为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打开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决议传达到部队后，极大地鼓舞了各级干部和部队广大指战员。尽管其时红军周围的敌情极为严峻，仍处于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但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出现了胜利的曙光。
很有能力，善于指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
遵义会议后，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与此同时，陈云还兼任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部长。据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过的刘英同志回忆说：“陈云当地方工作部部长时间很短……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然后突然从贵州西进，直逼昆明。进入云南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白区工作，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后来回忆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其时，红军正准备抢渡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羊肠小道通向岸边。国民党为防止红军渡河，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并控制对岸渡口。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
为了顺利完成渡河工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河司令部。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国民党当局没有料到红军会突然插入云南，且把兵力用于防守昆明，这就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得了时间。陈云后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他在《随军西行纪闻录》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从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需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一切渡河部队均需听命于这个渡河指挥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时，沿途贴布渡河纪律……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需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在陈云和刘伯承为首的渡河司令部精心组织领导下，到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陈云和刘伯承是在大部队过完江后最后才走的。对此，陈云后来是这样评说的：“赤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最得意之事。”并自豪地说“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长征途中，受命赴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此，陈云回忆说：“泸定桥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会后，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6月上旬，在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只身从这里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临走时，陈云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经费，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瓶胆下面。
经过精心安排，陈云与当地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师席懋昭出发了。同行的还有红军有意释放的荥经县地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由于这位教育局局长与当地沿途民团都很熟悉，可用以作为掩护。他们昼夜兼程，不走大路走小路，五六天后，到达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了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并托他把钱汇给在上海一家银行任副总经理的章乃器。次日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上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是他向中央报告自己平安抵达成都的信号。
第二天，陈云便离开了成都赴重庆。到重庆后，他找到了当时在那里开一家中药铺的刘伯承的弟弟。十多天后，陈云登上了开赴上海的轮船。
1934年6月至1935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严重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且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7月上旬，陈云抵达上海后，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几经周折，陈云找到了中央特科的关系，并于7月下旬和从香港返回的潘汉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会面。
陈云这次回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决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由此，1935年9月上旬，陈云与防陈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七八人秘密地乘上了一般苏联客船到海参崴，改乘火车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最早全面系统地向中外宣传长征
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云开始撰写反映长征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陈云在书中满怀信心地说：“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萧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强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已成燎原之势。”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用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得以在国外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它最早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登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此后便很快传回国内。不久，陈云的这本书还先后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有评论称，此书真实地反映“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件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尽艰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是“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
陈云的这本书，以铁的事实揭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的谎言，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雄的长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不少国民党统治区读过这本书的进步青年奔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
1935年9月，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
陈云在报告中，把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
谈到第一阶段，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从贵州到占领遵义，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紧接着，陈云在逐一介绍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娄山关、强渡乌江与大渡河等一系列战役取得的胜利后，着重指出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他说：“这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陈云在汇报中还根据遵义会议的精神，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分析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长征前，主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并指出：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雄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对当时业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云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和几乎同时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纲一起，成为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最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