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放弃游击战和运动战，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和敌人硬拼。结果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惨败，苏区丧失殆尽，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我当时在红五军团电台当报务员，随部队从江西省兴国县出发。
1935年6月，红五军团离开大渡河，走了三天，到达大雪山脚下的四川省宝兴县。当地人把夹金山称作“大雪山”。此山高4300多米，山上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异常，时而狂风暴雨，时而雨加冰雹，只有夏天气候好的日子里，赶在中午12点以前才能通过。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要过夹金山，性命交给天。”听说红军要翻雪山，老百姓都为我们祈祷：愿菩萨保佑，有个好天气，让红军顺利翻过雪山。
第二天，我们上到大雪山的半山腰宿营，做好爬雪山的最后准备。下午，电台政委李白召集会议，要求大家必须在思想上、物资上做好充分准备，发扬红军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好传统，战胜困难，安全越过大雪山。我的顶头上司电台报务主任钟贞益问我，明天爬雪山准备得怎么样?我说身边只有一床被单、两件单衣、上级发的一些羊毛和脚上穿的一双草鞋，爬山时把单衣全穿上，再把被单包裹在身上，用绳子把羊毛捆在脚上———“全副武装”，我有信心翻过雪山。
次日拂晓，部队向山顶进发，越过雪线，气温骤降，越往上爬越冷，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困难。快到山顶，那就是冰雪世界，雪花飞舞，狂风呼啸，鸡蛋大的冰雹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根本没法躲开，有的同志就这么被砸死砸伤。到了山顶，风雪交加，空气更稀薄，雪深没膝，把整只脚从雪里抽出来才能往前迈，非常吃力，真是一步一喘。有些体弱的同志尽管有战友搀扶着，还是摇摇欲倒。特别受不了的是冷，很多人只有单衣，冻得嘴唇发白、浑身哆嗦，抖着抖着就倒下蜷缩在雪地里，从此长眠大雪山。
我头晕，胸闷，浑身没力，两脚发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渐渐也迈不开脚了，真想一屁股坐下歇个够。后面的郭龙飞不断地推我、顶我，催我快走，千万别停下。我脚上的草鞋系绳松了，也不敢停下来扎紧，就这么昏昏沉沉、磕磕碰碰地跟着队伍往前走……
下山了。山陡雪滑，有些同志干脆往下跳，顺势滑下去。我也跟着纵身往下跳，谁知刚好踹在一个雪堆上，一下子把脚上的草鞋撞掉了，捆在脚上的羊毛也散开来，冰雪直往裤管里塞，我只好打着赤脚在雪地走路了。开始还能感觉到双脚刺痛，但慢慢就麻木了。身上感觉越来越冷，牙齿抖得“咯咯”响，两只脚越来越不听使唤，渐渐地我掉在了后面。周维队长听说我掉了队，一问知道我光着脚，便从行李袋中取出自己备用的草鞋叫警卫班长胡伟才送给我。胡班长对我说，队长知道你掉队，叫我给你送鞋来，快穿上，赶上去。真是“雪中送炭”!此事过去70年了，每当看到或者听到“雪中送炭”这个成语，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周队长和他的那双草鞋，终身难忘。
穿上队长送的草鞋，脚板不直接着地，脚就不那么痛了。加上是下山，步子轻了很多，我慢慢就赶上了队伍。终于在当天下午4点多，我们胜利地翻过了夹金山。
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之后，我们红五军团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师。全军振奋，欢喜若狂。三十军的同志主动从城里搬出，留下大米和牛羊肉，让我们住进去。第二天晚上，两军开了联欢会，大家尽情欢唱。说欢呼声震撼了懋功城，真是一点不假。
7月，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也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合并为左、右两路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则主张向南攻打成都。会前，张国焘曾策动陈昌浩致电朱德同志，要求张国焘任军委主席，被中央否决。为了维护团结，周恩来同志将自己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8月初，左、右两路军开始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随右路军行动，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
大草地漫无边际，据说方圆六百里，并有水、旱草地之分。在水草地行军，令人战战兢兢。一望无际的茫茫泽国，河沟交错，到处有陷阱般的无底深潭。行军要特别小心，一个紧跟一个走，稍不注意和离队就会陷下去，很难爬上来。每天从早到晚，我们都在泥泞中行军，非常累，走得脚都肿了，但到处都是水和烂泥，难得找个干地歇歇脚。草地气候多变，有时浓雾弥漫，难辨东西南北，有时雪花夹带冰雹，四处白茫茫一片。山坡干草地是理想的宿营地，我们用竹子插在地上，撑开两三层被单挡风遮雨，在里面架起收发报机工作。一些人到周围找牛粪当柴烧，烧水做饭洗脸洗脚都用一只脸盆。晚上实在奇寒难耐，就在小篷里三三两两地背靠背相互取暖，等待天亮。经过七天的艰苦跋涉，红军征服了草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的左路军到达班佑。而张国焘却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包括红五军团)调头南下，我们被迫再过草地、翻雪山。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五军团)到达四川的桌木碉，另立“中共中央”，自封为主席，诬蔑中央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这时，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电台任报务员，随第四军南下参加攻打天全的行动。部队总攻天全那天晚上，我从18时至24时值夜班。快下班时，总部电台耿台长在机上告诉我，下半夜4时，总部将有急电给你们，请按时抄收。我在报务日记中，特别交代摇手班长张剑峰，要他早晨4点钟，一定叫醒台长，抄收总部急电。可到早上4点，张班长去叫台长时，台长因为白天太累，一翻身又继续睡， 没起来。拂晓前敌人全线溃退，部队只追到天全县境，没继续追。6时台长起来却没上机而是跑到山上找胜利品去了。7时我上班抄收到总部急电，电报已延误三个多小时。为此，总部派两名参谋来追查电报延误的责任。据他们说，那天晚上部队侦察获悉，敌人有溃逃的迹象，总部要求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到时跟踪猛追，消灭敌人。在通往雅安途中，有一座桥，桥面很狭窄，只能逐一通过。数千敌人要在桥头等一二小时，才能过完，这正是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由于电报延误，部队未能执行总部的命令，让敌人逃跑了，后果当然非常严重。两位参谋找电台领导和摇手班长了解情况，再看我写的报务日记，排除了我的责任。事情弄清楚后，伍政委找我谈话，叫我不要跟四台了，到总部二局去。我到二局，受到二局蔡威局长的欢迎，不久被任命为二局电台台长。
部队南下，攻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继续向雅安进军。蒋介石在成都坐卧不安，因为若雅安失守，则成都难保。他亲自督战，令刘湘率川军20余万兵力向红四方面军进行反扑。敌我在百丈关激战七天七夜，双方伤亡惨重。红军毙、伤敌人15000余人，自己也付出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被迫退到甘孜芦霍地区进行休整。但芦霍地区人烟稀少、贫困偏僻，指战员缺衣少粮，部队由开始南下的8万多人减为4万多，红四方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全军上下十分不满。我们二局绝大部分同志都表示，坚决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作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这时，中央多次来电劝说张国焘北上。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也劝说张国焘一同北上。迫于内外压力，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三次过雪山草地。
这次要翻的雪山是梦别山，山高4100多米，比夹金山低些，也没有那么陡。由于已经有了两次爬雪山的经验，准备得又比较充分，我们顺利地到了山顶。下到山腰，路边有一片梨树，果实累累，后勤部收购了一批，分给干部战士每人两个，当作干粮。翻过雪山，又踏上草地。老天爷好像和我们作对，天气一日三变，上午还阳光灿烂，中午却狂风暴雨，下午雨雪加冰雹。在这种气候下行军，病号不断增加，随带的粮食已经吃完，全靠找野菜充饥。草地野菜不少，有的能吃，有的却有毒。为了避免中毒，我们像神农氏一样，几乎尝遍了那里的野菜，凡是甜的一般都认为能吃，苦的就不敢吃，也真的找到不少如韭菜、蕈菜之类的野菜。有时上级发下一些青稞，但没法加工，只好煮青稞粒吃。青稞粒很难消化，加上一路上经常有一顿没一顿，很多人肠胃被搞坏了，拉肚子的不少，只好仍然找野菜吃，既充饥，还可以治腹泻。我们二局局长蔡威患伤寒，没药治疗，发烧一直不退，但头脑很清醒。他躺在担架上，眼看干部战士已几天没吃粮食，全靠野菜充饥，下令把他的坐骑杀掉，分给大家充饥。大家一致认为，决不能轻易杀掉领导的坐骑，要挺住继续找野菜充饥，坚持走到了大草地的边沿。就在即将走出草地的时候，蔡局长却永远留在了那里。现在，每逢"八一”和国庆，从电视上看到出席招待会的老同志们熟悉的身影越来越少，我都会想起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也会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这句诗。
1936年10月，部队走出草地，到达甘肃会宁县。不久，三大红军主力在将台堡会师。1937年8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我们二局返回延安和中央二局合并。我被任命为三科副科长，负责通信侦察工作，每天向中央军委提供敌情动态。自此，我在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