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有位儿童写信问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听说上海曾经有个孤岛，不知道啥样子的，有没有图书给我们介绍?我作为“孤岛”的过来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不禁想起当年在“岛”上度过的日子。
1937年11月5日，日寇杭州湾登陆成功，控制了黄浦江上游，直接包围浦东、南市，国牛主线撤退。日军经过三个月进攻，最终占领了上海。此时江湾、闸北化为火海，南市十室九空。而英、美、法国控制的公共租界(不含日本控制的虹口、杨浦租界区)和法租界，以中立国自居，依然人流如潮，喧闹非凡，商店照常营业，中国货币照常流通，国民党政府设在租界的地方法院继续开庭，报纸打出美商、英商的牌号仍发表抗日言论，沟通海内外的航运、邮电也未中断。人们感到这个原先嵌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如今倒成了免遭日寇蹂躏的避难地，只是处在日军四面包围之中，宛如大海中一座小岛，于是“孤岛”这个称呼就叫开来了。“孤岛”东迄黄浦江，西至凯旋路，南起肇嘉浜，北到界路(今天目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孤岛”告终，寿命4年零25天。
然而“孤岛”不孤，仍然保持着远东大都市的地位，保持着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要地。英、美、法等国力图保持这块经营了近百年的租界区，日本陆军5000余人曾列队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上示威游行，却不敢侵占，双方出现了既争夺又妥协的对峙局面。但随着日伪势力不断扩展，租界当局一再退让，租界的统治权力逐步落入日伪手里。日本把租界区作为政治诱降、扶植汉奸傀儡的活动据点，招降某些社会渣滓和民族败类。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视“孤岛”为从事“和平运动”的理想基地，依靠日寇组建特工总部，四处网罗党羽，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办《中华日报》、《时代晚报》鼓吹“和平运动”，策划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当时，汪看到“孤岛”人民斗志昂扬，抗日势力继续发展，便从沪西极司斐而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派遣武装特工，渗进租界区来暗杀爱国人士茅丽瑛、郁华，捣毁宣传抗日的《中美日报》社、《大美晚报》馆， 集体屠杀“中国银行”留沪职员。国民党政府留在上海的党政机关和特务组织，起初也宣传抗日，但后来秉承蒋介石意旨，在沦陷区采取所谓“曲线救国”，与汪伪合流。1940年7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要成员被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工会同租界巡捕搜捕后，发表了愿意率领部属为“和平运动”效力的声明。同年9月，上海市三青团头头奚培文投汪，全市三青团员名单在伪《中华日报》公布出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被日、汪破获后也大部分参加了“七十六号”，不少人成为其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日趋恶化的“孤岛”形势，通过刊物宣传“积蓄自己的力量，严密自己的队伍，迎接最后的胜利”，将各抗日救亡团体改组为公开合法的联谊会、俱乐部、同乐会、益友社等形式，通过歌咏、戏剧、读书、出版、义演、义卖、知识讲座、开办劳工夜校等活动，团结各界群众坚持抗日反汪。历史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
在经济上，尽管日军加紧封锁，但由于外国船只尚能进入黄浦江并与中国沿海口岸和海外各港口进行通商贸易，外地资金继续流入租界区，又加人口密集，市场需求增长，因此“孤岛”出现畸形繁荣。每当舞场、戏院、酒楼、旅馆灯光亮丽的时候，可以看到发国难财的权贵、哄抬物价的奸商、流氓帮派的头目、外地来沪大款、寻欢作乐的酒色之徒、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交织成一幕幕纸醉金迷的夜市景。而劳苦大众每天要为糊口的大米(1940年初夏，粳米涨到法币80元一担)和烧饭的煤球去挣钱，去排队籴米买煤球。挣不到钱籴不到米更租不了住房的，只好滞留大街小巷，坐以待毙。据公共租界年报，马路上的无主死尸，1939年达11万具。我夜里走出去，常常看到屋檐下面、行人道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露宿的人，而在严寒冬天的早晨，在弄堂口、墙壁角落、垃圾筒旁，我经常看到僵硬的尸体。
实际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孤岛”上，出现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乌烟瘴气的氛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当时“岛”上虽然出现一小撮卖国求荣的汉奸，为非作恶的歹徒，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始终同仇敌监抗争日伪的。一天伪《中华日报》上突然出现了大家惊奇并引起欢笑的“打倒汪精卫”标语，便是该报一位印刷工人在校对后排上版面的。据90年代出版的史书记载，“孤岛”时期出版各种报纸有四五十种，各种期刊杂志约有二三百种，各种图书有《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五六百种。而这三项统计还不包括“岛”内各联谊团体、学生组织自发出版的油印和铅印刊物。1940年，我参加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友组织的吼声社，为避开向租界当局———工部局进行期刊出版登记，取“小丛刊”名义铅印出版了《吼声文艺小丛刊》1～7期，以解放后老同学王行送我保存的1～6期计算，共木刻16幅，诗文67篇，约12万多字，出自35名作者之手，年龄最大21岁，最小14岁，内有9名投奔新四军。内容划分:控诉日寇暴行10篇，歌颂人民抗日斗争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26篇;鞭挞新贵、“善棍(以慈善家面目撞骗)”、奸商、刻薄房东7篇;描写“孤岛”工人、教师、校对、失业者、棚户居民在饥饿线上挣扎8篇;针砭时弊的杂文9篇;街景特写2篇;文艺评论5篇。刊物受到中学生欢迎(每期销售稳定在2000册)，也为日、汪怀恨在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搜捕了主编林钧相租住的白尔路(今自忠路)仁源里8号后客堂间，幸他已迁居。
这么多出版物，足以证明始于三十年代抗日救亡的思想文化运动，仍在“孤岛”持续发展，既凝聚“岛”民的抗日意志，也引导“岛”民的抗日行动，许多人士以种种方式将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投入内地和敌后的抗日斗争。新四军东进抗日，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直抵上海郊区，“岛”民们闻悉，更愿意援助，除献金筹款、征募寒衣、输送物资器材、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外，还有一批批职工、学生参加新四军各部队。据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张鏖著文记载，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全团曾吸收上海兵1000余名。
“孤岛”像一幅布局繁复色彩强烈含意深邃又对比鲜明的图画，既集中暴露日寇汉奸的残忍、奸诈、丑恶、毒辣，也更显示我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暴精神，展现上海人民敢于同魔鬼邪恶斗争的胆略才智。温敬可以知新，更好奔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