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邹韬奋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从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的杰出战士。抗日战争期间，他于1942年11月从敌占区化装赴苏中、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至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他光辉一生中最为闪亮的一页。今年11月5日，是韬奋同志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将邹嘉骊编撰的《韬奋年谱》中的这一部分选登如下，以资纪念。标题为本刊所加。
1942年(四十八岁)
11月，地下党组织精心安排，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员在苏北港口秘密接应，一是为韬奋组成一个临时“家庭”，由一华姓老太太充当“岳母”，原读书出版社苏北籍女同志王兰芬充当华老太太的“女儿”，她们陪同生病的“女婿”回家乡。一路上还布置暗哨，以防意外。终于安全地到达码头，上了船。
11月22日，按党的战时交通线路，地下交通递步接送，他们到达苏中新四军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一站由靖江的新港上岸，到达苏中三分区如西县(现为如皋县)江安区一个小村庄。大众书店和《江潮报》正移驻在这里。韬奋的到来，给书店同仁带来莫大喜悦，坚留韬奋住宿一夜共叙离情。韬奋和书店同仁热情交谈，他谈到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生活书店遭到迫害、封闭;离开重庆前夕，周恩来同志要他把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说，不管在游击区出现如何艰难险恶的环境，一定要坚持下去，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守岗位，决不能后退。沈一展怀着敬仰的心情，率直地问韬奋:“你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是否允许我问一声，你是什么时候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韬奋满怀深情，恳切和蔼地回答:“我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在武汉曾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入党，他回答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韬奋接着说:“我接受恩来同志的指示，到重庆后，又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求人党，他还是以前的意见，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沈一展《难忘的一夜》)
11月23日，苏中三分区领导带来陈毅军长的欢迎电报。白天，韬奋看望了《江潮报》社，询问了编辑、通联、发行等情况，赞赏他们刻写蜡纸的功夫，并说东江游击队也有这样的油印报，像铅印报一样。分区领导机关在驻地一家地主的大厅堂里召开了欢迎大会，晚上联欢会，特地点了两盏汽灯。“韬奋讲了他在东江游击队的见闻，就像他写《萍踪寄语》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以身历其境、亲闻目睹的生动形象、现场情景和有趣细节，侃侃而谈”。他“介绍东江游击队两位领导人时，从出身、相貌、性格、群众称呼他们的绰号，带出传奇性的故事”;“谈到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时，着重从自己这样一个文弱书生随从三个月的体验讲起，几乎天天要爬山涉水，急行军，有一次自己怎样从山坡上滚下来，边谈边做动作，衬托出游击健儿们在艰险紧张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行军作战本领和自己爱慕他们的心情”;“特别讲了国民党反共高潮所造成的抗战艰难形势，精辟地分析了时局，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他又以自己特有的政论家风格，高瞻远瞩，纵论国际国内的复杂斗争，讲了继续争取反法西斯和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解答同志们提问的条子，其中有一张问:“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结局会不会投降日本?’他回答:‘国民党蒋先生是很为难的，他挂着两块招牌，一块是三民主义，一块是抗战。两块招牌全丢了，他也就什么都完了!’引起听众会心的笑声。当夜，由分区副司令员陈玉生亲率一支部队护送至泰东县，到达苏中区党委驻地。”(徐中尼《艰险旅途中的一站》)
11月下旬，苏中区党委接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电报，嘱咐对韬奋的到来，要“确保安全，热情款待”。并指示，韬奋此行是奔赴华北延安，这里是路过的。因敌伪军正在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陇海路不能通过，故建议邹先生“在苏中逗留一段时间。可利用此时机进行社会考察”。此时，刘季平正调回苏中行署任文教处长，接到韬奋托东台县长董希白派人送来的手书，谓已到达东台境，希望能见面。刘在国统区即与韬奋相识、熟悉，立即骑马赶到韬奋驻地。区党委委托刘季平代表苏中领导机关，全程陪同韬奋在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同住、同吃、同行一个多月。(刘季平《韬奋同志在苏中抗日根据地》)
“邹韬奋到苏中时，日军八月大‘扫荡’已过去。我较长时间移动作战，已相当疲惫。那时，我暂住在一士绅家里，早早睡了，睡得很沉。”“次日清早起来，发现我房里地板上睡着一个人。”“我心里很诧异。”“这时，睡在地板上的那人已坐了起来，微笑着向我打招呼，说:‘我姓邹，邹恩润。’‘就是邹韬奋’。”“我听说他是邹韬奋，连忙起床和他热烈握手，并带些歉意说:‘实在对不起，我一点不知道你这样快到这里，要知道你昨晚就来，我无论如何忙，也要来接你。’我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大约是子夜十二时左右’。”“警卫员在旁边插嘴说:‘邹先生无论如何不许我叫醒你，叫我悄悄地在地板上打一一个铺。’”“我再三向他致歉。他说:‘是四分区吉洛同志(姬鹏飞)派丁参谋护送我来的，一路顺利。 来这里，我有生还是第一次。’”“我命警卫员在我房里另加一张床。早饭后他又上床睡了两个小时。”“邹韬奋面貌清瘦，戴着副眼镜，侃侃而谈，很有文人气质。”当“问他蒋介石的情况，他直摇头说:‘此人不可救药了，唉!’”“他在我苏中住 了一个月左右。我为他准备了一匹很驯良的马，行军时他总跟我在一.起。”“我们从二分区到四分区，看了不少地方。部队在天黑后总要集合起来，由参谋长或秘书长讲讲话，进行教育。出发前，各级干部都要检查纪律，借群众的门板有没有送还，地有没有扫干净，老乡家里的水缸有没有挑满水等等。每次出发时都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邹韬奋看到这些情况，非常感动。他对我说:‘这样的军队，是无法战胜的!’”“我还集合机关的工作人员，请邹韬奋去作报告。他讲了敌占区如何摧残老百姓，大后方如何压迫老百姓的情况，激愤时声泪俱下，感人肺腑。他还讲了在香港和许多华侨接触的情况，讲了在广东我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见闻，讲了来苏中后的一路见闻。他确信无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而流血奋斗的政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管文蔚回忆录续编》243-245页)
“东台县许墩乡正进行民主乡选工作。”陈丕显、管文蔚陪同邹韬奋前往，“并在墩塘庄召开有千余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那时他耳朵里常流脓血，开会前还感到疼痛难忍。”“他坚持出席会议，同到会的干部、战士、农民群众见面”，“作了精彩的演讲，并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他畅谈大后方民众致力于抗战救亡和民主运动的事迹，抨击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激情似火，妙语如珠，引起阵阵热烈掌声。”会议结束，韬奋“累得几乎瘫倒”。“稍稍休息几天，他又到许墩乡参加了几次干部、群众、中小地主座谈会。他无比感慨地说: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112-113页)
“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在东台县许墩乡的一个打谷场上，挤满了好几百干部、群众，会场上贴着‘热烈欢迎邹韬奋先生大会’的红纸标语。韬奋先生穿着古铜色的旧绸棉袍，清秀而瘦削的脸上，戴着深色边框的眼镜。他讲演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力，他谈了大后方人民致力于抗战救亡和民主运动的斗争事迹，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讲到激动处，双手挥动，语声昂扬，到会同志长时间向他鼓掌。最后，他希望苏中军民建设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大家身上。”会议结束，马达将准备好的三张《滨海报》，其中一张是套红的，送到韬奋手里。韬奋“一边连声称谢，一边打开了《滨海报》浏览，说:‘我一路上看了《江潮报》，今天又看了你们的《滨海报》，我很高兴。我过去也办过油印报。你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办的油印报，真可以和铅印报媲美’。”(马达《独轮车上的报社——回忆在(滨海报〉工作的日子》)
冬季，日寇正在大举“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一天清晨，突然在海边垦区，戴白桃遇到韬奋。韬奋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跳起来。那时，他已害着严重的脑癌，一阵阵的头痛，使他有时不得不呻吟起来。但他仍然不放弃一切机会，向我们问长问短，一面谈，一面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来不停地写。他问得那么仔细，那么虚心。他觉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模范最理想的地方，他所憧憬着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实现了。他衷心地表示推崇，他觉得把理想变成事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细心地调查研究，虚心地学习，他愿意在敌后跟大家一起工作和学习。到病势十分沉重，我们大家非常担心他而又束手无策的时候，再三劝他回上海就医。分别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本来可以到延安好好学习了，哪知事与愿违，希望病快快好，好了我立刻就回来!”(戴白桃《韬奋同志的革命精神》)
1943年(四十九岁)
1月上旬，韬奋去盐阜地区，与刘季平分手。此时，日伪军集结大量部队向盐阜地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为了确保他的安全，遂从苏中经如东、海安、东台，到达盐阜区的第一站:阜宁县西部孙河庄新四军第三师师部。他受到师长黄克诚的欢迎，并决定送他到大杨庄开明绅士杨芷江家隐蔽起来。(徐希权《抚今追昔话韬奋》
在盐阜区时，黄克诚同韬奋“就抗战和国家前途问题作了诚恳交谈，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韬奋又作了实地考察，目睹各阶层人民在党的统一战线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以及根据地内民主政治实施的情况，十分欣喜，感慨地写道:‘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政策的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的地步’。”(朱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纪念黄克诚同志诞辰100周年》)
2月，贺绿汀打埋伏在八滩杨庄杨芷江家。一天，忽然接到军部通知，要贺立刻回军部。这时风声很紧，又要反“扫荡”了。贺“赶到张庄三师师部了解情况，三师也在准备反“扫荡”。此时，韬奋先生正从一师到三师师部来”。韬奋“左耳有中耳炎，经常痛，必须每隔四小时服一次德国狮牌头痛片才能止痛。黄克诚师长准备送他到杨芷江家打埋伏”。贺“和车载两人改住杨庄以西五里地的汪集子”。天黑时，贺“又摸黑回到老黄河北岸杨家，家里人说杨芷江和韬奋已到杨庄北五里地的佃户家去了”。贺“摸到佃户家找到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只远远看见西北方向几路日伪军在阳光下，像大会操一样往东边开来。”“杨芷江看到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村子才能安全，商定到南方二里地那个村去。"杨先走，韬奋和贺每隔五分钟一个人往南行，必须慢行，以免引起敌人注意。等“都到了南面村子时，原来的住处已经被搜查了，然后，又到我们所在的村来搜查。我们是在村东边一间小房子里，索性把大门打开，只见一队十余人的日本兵，每人肩上的刺刀在阳光下发亮。他们看不起我们的小屋子，斜穿着到村里搜查去了”。晚上，杨的小老婆来报信，说“伪军徐继泰部队驻在杨庄，徐本人就住在杨芷江家”。他们已经知道韬奋和贺绿汀“都在这里，徐认为我们住的地方不安全，还是回到杨庄去，他可以保护我们”。杨芷江不同意。徐又派“他的参谋来当面劝说"，不得已，同意了。贺“扶着韬奋慢慢走回到杨庄。韬奋仍旧躺在自己原来房子的床上”。当晚，徐去韬奋的房间。“他说在武汉时看到过韬奋。他原来是属于冯玉祥西北军部下，后来搞曲线救国，现在连抗战意识都模糊了。”韬奋躺在床上。“哼哼哈哈应付他。徐知趣地退出去了”。(贺绿汀《有关邹韬奋先生从苏北回上海经过》)
韬奋中耳病发，经常疼痛难忍，不宜跟随部队打游击，黄克诚师长作了精心照料，组成三人医疗小组。经过仔细考虑，并和韬奋本人商量，决定暂时把他护送到海边一个可靠的开明士绅家中“打埋伏”。任务交给了师部参谋杨绪亮，护送韬奋到开明绅士杨芷江家暂避。大“扫荡”开始了。进攻的敌人中有一个叫徐继泰的，带领一团人突然进占了大杨庄。徐带礼物到杨芷江家，自称是杨在复旦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今天特地来看望，请收下礼物。杨怒斥徐:“我没有你这样一个学生。你是个汉奸，我不要你的礼物。”徐说:“我得到情报，邹韬奋先生现在住在你家里，我想看看他，把他请出来吧!”杨说:“我家没有邹韬奋，你的情报不确实。”徐说:“杨老师，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邹韬奋先生的。我把我的手枪交给你，如果我伤害邹先生，你可以立即把我打死。”杨仍说:“没有。”两个人争论起来，气氛十分紧张。邹韬奋在里间，一门之隔，听得很清楚。邹怕徐伤害杨，挺身而出，对徐说:“我就是邹韬奋，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要难为杨芷江先生!”徐向邹恭敬地行礼，说:“我叫徐继泰，受国民党的指示，实行曲线救国’。我不是真想当汉奸。我过去看过邹先生的文章，对你很佩服。你是抗日救国‘七君子’，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想来保护你的，怕日本鬼子来了伤害你。”邹说:“我是抗日救国的，不能接受你的保护。希望你今后能为祖国立功赎罪，不要再死心塌地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杀害自己的同胞了。”徐说:“希望邹先生以后写文章，不要再骂我是汉奸。"杨芷江看到这种情景，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徐继泰住了一天就走了。”(杨绪亮《护送邹韬奋同志》)
第二天一早，徐“奉命马上带部队离开杨庄。杨芷江抓住这个机会，雇两部独轮车，派他的女婿，护送韬奋和贺绿汀，离开场庄南行，到笆斗山找宋乃德部队去了”。宋乃德在海边为人民筑海堤，人称宋公堤，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信。邹、贺“二人在那里会见了阿英(即钱杏邨)”。(钱从华成公司来。华成公司系清末明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苏北开辟的一个种棉花的大农场，面积大，修的庄子也很大。当时公司老板叫张仲汉，贺还看到第四师副师长张爱萍写给他的信。阿英一家人就住在那里。)“宋乃德派专人护送”邹、贺“到第三师师部，那时三师已到了盐城东边的龙王庙。又看到黄克诚和扬帆等同志”。(贺绿汀《有关邹韬奋先生从苏北回上海经过》)
师部领导看到他们脱险归来非常高兴，照顾韬奋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袁信之《韬奋同志在苏北的片断》)
3月，韬奋病情突变。根据地处于战争环境，敌人“扫荡”，无法进行诊治。陈毅作出“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回上海治病”的决定。于是由射阳至大丰，再从海道返回上海;途经新四军一师师部，再次会见了粟裕。
3月19日，由海边斗龙港乘船返上海治病。
回到上海，由陈其襄、张锡荣、张又新等，约请专家检查，经诊断，乃系中耳癌。那时既要保护韬奋的安全，还要维护地下生活书店的安全。考虑再三，由陈其襄摆出一副资本家的架势，以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出面保，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了红十字会的特等病房。(陈其襄《和韬奋最后相处的日子》)
5月，经过两个多月调养、护理，韬奋的体力有了恢复，征得地下党组织与韬奋的同意，决定由红十字会医院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主持手术。手术前需要亲属签字，他夫人和孩子还在内地，由陈其襄全权代表了。(陈其襄《和韬奋最后相处的日子》)
6月，夫人沈粹缜，长子嘉骅，女儿嘉骊，先后从桂林接来上海。
夏季，病势稍有起色，去信给陈毅，仍要求到苏北去，他说:“我死也要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
7月，病情再度恶化。地下党派张又新去新四军军部向陈毅军长汇报韬奋病情，请示如何办理后事。陈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人去北平寻找一位能治脑癌的医生，“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来医治他的病”。事后，因北平那位医生被日本侵略军逮捕，未能实现。
9月，病情加重，移住一私人医院——剑桥医院。
10月，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命派人去上海探望韬奋，表示慰问。华中局派徐雪寒来上海，去剑桥医院当面向韬奋缕述毛主席、周恩来对他的关注之情。韬奋表示:病好之后，一定去根据地，转而去延安。
10月23日，韬奋得知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愤不可遏，在病榻写下《对国人的呼吁》一文。1944年10月在重庆，《群众》杂志要求刊登经过删节的这篇遗著，送审结果，被定下“诋毁政府，触犯审查标准”的罪名，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全文扣留。1944年10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恢复原稿全文，将原题《对国人的呼吁》改题为《对国事的呼吁》。
1944年(五十岁)
春季，病情稍有缓解，邹韬奋先生即坐于病床，开始撰写《患难余生记》，以记录自1933 年起的历次流亡经过，并计划再写《苏北观感录》《民主在中国》《各国民主政治史》等。原计划写四章的《患难余生记》在写到第三章时，因体力不支而辍笔。
“韬奋已自知病情恶化，开始布置后事。有一次我在病房中，他叫我靠近他，低声地、郑重地说出他的遗愿。说到要求人党问题时，韬奋特别郑重地说:‘请共产党中央审查我一生的历史，如若合格，请批准我入党。’我答说:‘我一定把你的请求转告党中央，请你放心。’”“停了一会他好像又想起什么事，对我说:‘我的著作很多地方不成熟，如果能整理出版，请周恩来副主席或胡愈之先生帮我删削修改，因为在我毕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他们两位是我最敬佩的。’我含着泪点头。事后才知道，邹韬奋这番话，同徐伯昕、胡耐秋、陈其襄都分别谈过了。”(张锡荣《我在〈生活〉工作的日子》)
3月，陈毅又派徐雪寒来上海探望病情，表示慰问，并送来医药费。韬奋向徐雪寒口述遗嘱内容，要求党审查他的一生，如其合格，请接受他为中共党员。其时，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刘长胜，还有陈其襄等也在座，目睹韬奋病重时，对党的一往情深、无限崇敬和追求真理的坚定神情。
徐雪寒谈韬奋:“1944年(2、3月间)，这次也是其襄陪了我去，可能就是在毕青家里(嘉骊注:系毕青弟弟田辛的家里，亭子间，地址:新闸路1124弄沁园村22号)，他躺在地板上，音容比较消沉，也比较瘦了。据他说痛的时候满地滚，满地打滚(睡在床上，有跌下床的危险，所以安排睡在地上)。打的一种针效力越来越差，能够稍微睡着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我心里很难过，觉得这样一个人去了，对抗日力量，对进步力量，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他那时候就要我代他起草一个遗嘱给党中央，要求入党。”“他说:‘雪寒先生(对于我这个后辈，他一直以平辈相待)，我看来是不行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赶出去，我却再也不能拿起笔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了!我的心意，我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党中央，我要求入党，请你代我起草一份遗嘱，也就是一份申请书，请求党在我死了之后，审查我的一生行为，如果还够得上共产党员这样光荣的称号，请求追认我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回到住处来写韬奋先生嘱咐我写的东西。”“写成的稿子总觉得不满意，只得拿去交给韬奋先生。我给他念了一遍，他点点头，说声‘谢谢’，就放在枕头旁边。后来正式公布的他的遗啊，应该说是韬奋先生亲自起草而且是亲笔缮写而成的，同我的草稿是无关的。”“我听说他对这件事情有情绪。有什么情绪呢?那是在武汉的时候，韬奋通过钱俊瑞曾经要求入党，中共党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对韬奋先生讲，你不要在党内，在党内反而工作不好，最好你能够参加国民党，对我们革命更多帮助。他对这个意见是很反感的。他跟我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还有点气。这是我以后知道的。当时我还不知道。” “这样，我大概前前后后去看过他两次。这时我不能在上海久留，我蹲在上海风险很大。搞不好的话要牵连韬奋先生，而韬奋先生的安全则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过两天就回来了。1944年我去的时候你妈妈、伯昕都到了上海，我都见到。”(1996.9.4 上午，北京寓所采访，邹嘉骊整理。)
6月2日，在遗嘱上签名。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解放区各报转载。
《遗嘱》全文摘录: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习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韬奋
一九四四年六月
7月24日，晨7点20分逝世于上海医院。大殓后，寄柩于上海殡仪馆。
9月28日，中共中央唁电韬奋家属，接受韬奋临终请求，追认为中共党员。唁电全文:
邹韬奋先生家属礼鉴:
惊闻韬奋先生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接读先生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谨此电唁，更望家属诸位节哀承志，遵志于永久。
11月15日，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