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毅、粟裕将军统率新四军，挥师东进，决战黄桥，军威大振，为开辟和发展南控长江、东临黄海、西接淮宝、北倚盐城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大大拓展了与其他几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改变了整个华中战局，战略意义深远。
奉调根据地 分配去滨海
新四军挺进后，解放了大片地域，急需动员大量进步青年和各方志士去开辟和建设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我奉党组织调遣，离开之江大学，在白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担任政治交通，传递密件，护送人员，奔走于大江南北。每次穿梭往返，张达平交待接头的暗语、暗号及地点、时间，丝毫不能出错。对负责同志，则一带一伴行，有“江抗"的张英、杨浩庐、任天石、曾平等，有蒋管区的汪达之，还有海外人士等，任务十分繁重。
奉调到根据地离开上海那天，党支部吴康在党员陈永箴家为我送行。我在浦江十六铺登上开往苏北的轮船，次晨抵海门的青龙港码头。通过日伪军搜查，我雇独轮车引路，经南通二甲镇，傍晚到达新四军的游击驻地北新桥赵万兴客栈这个联络点歇脚。第二天，我步行北上去掘港，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招生通讯处报到，当晚，换乘小火轮经马塘、岔河、丰利坝抵耕茶，再续行数十里到达苏中区党委驻地浒零。在那里，我被分配去新组建的苏中滨海工作委员会，地处东海边缘的弶港。
弶港是一个完全孤立在东海边上隆起的一个大墩子，属东台县境，在浒零的东北方向，有十几里地，我一个人从角斜场，跨越海堤，沿着牛拉木轮大车在海滩上碾划出的轨迹前行。在荒凉无际的海滩上，沿途只有零星渔民，我一路探问，渔民指着遥远前方出现的点点黑影说，那就是琼港海船的桅杆。我踏上这片陌生的、寸草不长的荒凉地，不免心慌警觉，终于在一间昏暗的渔家，找到了不挂牌的“滨海工委”，受到了正副主任林枫、徐志仁的热情接待。
与民结深情 扎根群众间
在离弶港北端的十余里外，还散落着被称作渔舍、老尖、苦水洋、神门口的地方。西侧是一 片灶区，散居着以烧土盐谋生的灶民。据传，他们的祖辈都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囚犯，过着极其凄苦的生活。
由于根据地初创，我们在开展民运工作时，居无定处，食无定时。我们经常与老大爷合被挤睡。冬天与刺骨的寒风为伴，夏天与蚊子小虫为伍，虱子被我们戏称“革命虫”，在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凭着一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理想，凭着革命乐观精神，组织和发动群众，对未来充满着期望和信心。
滨海地带，远离城镇，比较隐蔽，成为我军的后方基地，并设立了军工修理厂、鞋厂、被服厂及伤病救治所等，但也不时遭到敌顽的“扫荡”、“清剿”和袭击。
抓好三件事 开辟新天地
到新区开辟工作，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主要依靠党组织，依靠群众，做好三件事，逐步打开局面。一是访贫问苦，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在昏暗的油灯下，为积极分子讲党史、上党课，并分别建立渔民、灶民、农民的抗会组织。
为加强党建任务，我曾任第二地委“党支部工作队”队长，在东台、兴化、台北(现改称大丰)等县开展活动。二是发展武装，组织民兵，建立区队，但扛的多半是旧制的套简步枪，我还兼任过区队长。三是做富绅的统战工作。当时实力强的盐霸组有泰源公司，通过斗争，我们把总头目赵漳北争取过来。在临海乡，我们发动基层灶民，开展了要求公司增加收购盐价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几年前，我随上海市政协组团一行数十人赴苏北老区，先后寻访了原苏中管辖的近十个市县。我们途经的东台市三仓镇战争年代曾被炮火夷为平地，一片废墟。如今，这里街道宽敞，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三仓影剧院”拔地而起，十分醒目。弶港镇上，当年散发着阵阵浓重腥味的陋屋茅舍，早被排排新瓦房取代，到处是新建楼房。今昔对比，完全是两重天，真是感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