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读书时，适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受尽了国陷家破的苦难。
1941年1月21日，我在诸暨赵家兰台小学读书，住宿在离校百米外的姑母家。清晨，突然飞来三架日机，扔下三颗炸弹，一枚炸弹把我们的四、五年级教室都炸掉了，其他的教室也东倒西歪。幸好是早晨，我们还未进学校读书，不然我们均将葬身在炸弹之下。第三天，日机又来轰炸，炸死了两个青年，炸毁了20多间房屋。日寇的狂轰滥炸，使得人人提心吊胆，哪能安静读书。我们只得搬到高校二里外的小山村去读书。没有课桌椅，大家背着一条小板凳当桌子，用石头当小凳坐;没有食堂，自带冷饭，寒冬腊月，我们中午吃冷饭，口渴喝冷水，生活十分困苦。
1943年下半年，诸暨北乡与大东乡联合办起了忠义中学，我以总分第7名的成绩被录取。但父亲说读不起书，叫我放牛。我就请了父亲的两位好友来做说客。他们对我父亲说:“钦甫考上第7名就给他读，第八名就不要读，所谓‘七上八下’嘛，且他又是你们村里头一个中学生，一定要争气给他读。”最终父亲同意了，但当时要交两袋稻谷(一袋270斤)，家里根本拿不出。我就去找忠义中学教书的两位邻村老师，请他们先帮我垫上，以后稻谷收起来再还给他们，他们同意了。我这才得以入学。当时学校无校舍，住宿在老百姓家，在地板上睡。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同学们读书十分认真。
那时学校周围有金萧支队在活动，支队的朱学勉大队长也向我们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此学校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44年1月，突然听到日伪军要来接管我们学校的消息，我就与同学陈一鄂商量，决定逃到天台的绍兴中学去读书。当时遇到的难事是:学杂费用怎么办?那时物价飞涨，市场上买东西要用粮食换，学杂费也要缴粮食，而粮食挑到天台去很困难。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向两位姑姑借来300两丝，到天台城去换米缴学杂费。天台距诸暨300多里，当时我心想，只要有书读，爬也要爬去。家里给我编了一双破布草鞋，春节过后，由我姐夫挑担带路，我与一鄂同学各背书包和三天干粮上路。因走大路上要碰到日伪军或国民党的部队，怕他们把我的三百两丝抢去，只得走小路、山路。好不容易走到了学校的所在地——天台县街头乡浙首村，尽管腿又酸又痛，脚上满是水泡，但我们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到了绍兴中学，我们就说明来插班读书的原因及路上的艰苦，学校领导深为感动。经过笔试后，我们被安排在初二年级。这时我们又跑了40多里路到天台城里卖了丝，交上了学杂费等，才放下心来学习。而这里的读书环境和条件极其艰苦:伙食是烂冬瓜、烂菜叶，偶尔吃顿咸菜豆腐，算是改善生活了;晚上自修四人用一盏桐油灯;没有书本，讲义是用粗糙不堪的再生纸复印的;睡的是地铺，成排地挤着。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多人生了疮，还流行疟疾与脑膜炎。学校周围没有好医院，因此学校一度停课放假，让学生自谋生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又蹦又跳，尽情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1946年，学校搬回绍兴，我也到绍兴直至初中毕业。
青少年朋友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当好新世纪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