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珍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在我脑际萦绕，留下无限的哀思。
先知后识
我与徐玉珍同志是先知后识。先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职马陵大队、宿北县团，指挥作战，智勇双全，屡建奇功，声闻淮海，令人起敬。后识:1949年春，上级建立“淮海区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我们被调到这里一道工作。
淮阴荣校是1949年4月开始接收学员的，我和他是5月中上旬先后到达。当时仅二三百人的一个大队，住在淮阴渔沟。专员公署考虑渔沟住不下，决定迁住淮安县河下镇。专署优抚局王雁秋局长兼校长，徐玉珍为政治委员，韩学礼为校务处主任，我为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总支书记。学员来自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的伤残军人，约1500人，编两个大队，一个干部中队。
1950年春节之后，上级指示，荣校要在4月底前办理结束。对于学员的处理:凡伤残较轻，适合归队的，动员重返前线;对不能重返前线又不具备工作条件的，动员回原籍安置;有工作条件的，分配适当工作。在此变动之际，徐玉珍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夜以继日地调查研究，广泛谈心，细致地制定工作计划，使荣校结束工作顺利完成。我们首先做重返前线人员的动员工作。经摸底排队，个别动员，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开大会动员和组织欢送。由副大队长张明东、指导员张守安、保卫干事陈开斌护送，在河下乘船到达泰州。接着，由专署优抚局为回乡安置人员办理回乡手续，分别离校。对于分配工作的，由有关组织人事部门接收安排。由于思想工作细致扎实，组织工作严，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落实，领导非常满意。
不解之缘
1950年5月1日，我们领导成员和最后的几位后勤人员，撤离河下。徐玉珍被任命为苏北荣校校长，南下邵伯(后迁高邮)赴任;我和韩学礼到淮海地委报到，等待分配工作。一年的相处，我视徐玉珍同志为首长、良师、前辈，淮安分手，别情依依!1951年6月抗美援朝伤残军人回国，淮海区又开办第二个荣誉军人学校， 驻地沭阳，张聘三县长兼校长、党委书记，我为副政委参加沭阳县委、主持荣校工作，行政关系仍隶属民政部门。这年秋，苏北行署民政处召开荣校财务工作会议，徐玉珍以民政处副处长到会讲话。会议期间，他要我校参加会议的供给科长谢肃同志带信给我，邀我到扬州去玩。1952年春，我因事过扬州去民政处看他，才知道他已调任苏北行署交通处副处长。1953年夏，我任江苏省残废军人第二中学校长，赴南京参加省民政厅残废军人学校工作会议，得悉徐玉珍调任省卫生厅康复医院管理局局长，住在镇江。会议结束后，我即去镇江看望他。那天是星期天，他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菜肴，与我对饮交谈，十分欢快，我延至最后一班轮渡返回扬州。此后几年彼此工作较忙，加之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我们又少联系，直至1959年秋，我出差准阴，清江市长周文忠同志请我吃饭，有人说徐市长马上就到，见面之后，才知徐玉珍已任市长，战友相见，分外亲切。
十年动乱中，我们都是“当权派”，较长时间音讯隔绝。
1973年春节，时任徐州市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六十八军军长吴怀才找我谈话。吴军长说:“五七”干校不去了，你在家休息。我自由了，拿起提包去探亲访友，第一站就首先到淮阴看徐玉珍同志(从此称他徐老)。相见之后，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八十年代初，我就任徐州市长，徐老回新沂颐养天年。新沂干部、群众，满腔热情欢迎这位功德双馨的老人荣归故里。至此我每去新沂都要到他住处看望。
最后的诀别
1995年后，徐老移住徐州女儿毅英家，我们同在一院，见面就更方便了。1999年“中秋”之夜，我因胃疾动了手术，刚从监护室到病房不久，这位90高龄的老人就不声不响地来到我的床前，坐在那里慈祥地、静静地看着我，既不愿让我多讲话，又不舍得离开，此情此景，令我十分感动。我偶尔从医院回家，他总是来看我。听说有什么食物对我康复有利，他总是优先地给我送来。
2004年9月中旬，我到南京的省人民医院复查。此时，徐老已随女儿住在南京。为不惊动他，检查期间未联系，直到24日出院，才到他南京住处看他。见他安静卧床，反应微弱，讲话吃力。我心情沉重，含泪离开。26日晚，接毅英同志电话，老人已于上午与世长辞。我于29日清晨赴马陵山迎接他的灵柩，参加他的葬礼，作最后的送别。
我与徐玉珍同志有55年的相处，深感他知识渊博，政治修养炉火纯青。他从不居功自傲，待人谦和，以理服人，以德育人。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感激良深!于今，我为痛失良师而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