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
　　《大江南北》近两期发表了三篇为弱势群体讲公道话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批评了某周刊上某学者发表的《应该崇尚优胜者》一文。这三篇文章，说理透彻，我读后，获益非浅。谨表感谢!
　　我只想补充几句话。读学者文章，宜细心咀嚼，忌粗枝大叶。切不可把他提出的“访贤问能”领会成傍大款。否则，所谓“与时俱进”，岂不大煞风景!
　　《读书》三月号有李陀、阎连科谈长篇小说《受活》的文章。李陀在文中说：“我们今天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真正实现小康的时代，更不是一个社会公正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代。贫穷、剥削、压迫在我们生活里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让人触目惊心。”阎连科说：“可以说，劳苦大众已经从文学的舞台上退场，而今天粉墨登场的都是那些有钱阶层，是你说的中产阶级和小资。文学是个大舞台，谁都可以登台亮相，但千百万穷苦人、劳苦大众从文学中消失，这就有了问题，说明文学有了富贵病、软骨症，甚至有了骨坏死。”那末，我想问一问，我们的学术界中有没有人得了富贵病?
　　巧的是，写到这里，今天的《解放日报》到了。有篇《经济学人格不要与“庸俗”划等号》的文章， 文中讲到《瞭望东方》周刊对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作过调查。调查中显示一位经济学家担任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一位经济学家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20万不等的职务年薪。而这些经济学家又在各级政府咨询部门中身居要职。由此可见，我在前面提出我们的学术界中有没有人得富贵病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多余的问题。至于某学者走上政治舞台后的表现，人所共知，勿须赘言了。
　　此致
　　敬礼
　　虞丹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