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到延安

刘公诚是上海著名实业家刘鸿生的儿子，原名刘念梯，出生于1914年。
　　1931年刘念悌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同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后即东渡日本，入东京日本工业大学深造，专攻化学工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放弃学业，于7月9日搭船返回祖国。回上海月余，日本侵犯上海的“八·一三”战火又起。他的父亲刘鸿生毅然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兼任上海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其四子刘念智担任该会秘书，其五子念孝、七子念忠也亲赴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伤兵救护工作，全家投身于全面抗战。
　　这时，刘念梯决定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他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亲笔写了给周恩来和王明的两封介绍信，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1937年冬来到延安。在赴延安途中，为了表达“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而改名为刘公诚。
　　刘公诚到延安后，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赞扬了他的爱国精神。
　　不久，组织上安排刘公诚去执行一项任务。刘公诚于1938年初从延安经香港又辗转来到当时已成“孤岛”的上海。他此行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是动员刘鸿生尽快撤离上海，二是设法在沪募集钱款购买我党所急需的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
　　当时，刘鸿生的大部分企业均在日军侵占区内。鉴于他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和声望，日军军部曾派植田贤次郎胁迫刘担任伪商会会长，刘断然拒绝。在此危局之下，经刘公诚等说服动员，刘鸿生于1938年6月25日深夜，化装成危重病人，悄悄登上“俄罗斯皇后号”，离沪前往香港。刘鸿生在临行前拿出两万元，购置了数十箱药品、器材，用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辗转运往延安。刘公诚这次从延安回到“孤岛”上海，尽管严守机密，但还是被法租界当局所侦悉，他们认为这是延安派员来上海进行活动的大案，于是就组织大批力量进行监控，并企图搜捕刘公诚。幸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相当于警署)的“督察长”薛哄莘(中英混血儿)私下向刘鸿生通风报信，要求刘公诚及早离沪，以免事态扩大。于是，刘公诚在顺利完成两项任务后就立即离沪返回延安。刘公诚于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敌军工作训练班任教。在延安期间，他还设法募集巨款，兴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为根据地的唯一科研机构。后来，经周恩来等研究，认为刘去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又能做好他的父亲(当时在重庆)的工作，因此，就安排他到重庆，在第十八集团军钱之光将军领导下，开展党的各项工作。不久，周恩来也从延安来到重庆，刘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刘公诚经组织安排，从重庆前往美国，一直到1947年才取道香港回国。50年代调至北京，担任国家建材部门的领导工作。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因病在沪逝世，遗产由子女继承，每人各得人民币26万余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刘公诚将这笔遗产全部上缴国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我曾在上海、北京和刘公诚多次欢聚畅谈，原想多了解一些他的传奇经历，可是他从不多谈自己，讳莫如深。他那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人格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