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称为“中国的理论巨匠”。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仍然坚持真理，表现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
一、为了毛主席的重托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问候，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地“脍炙人口”，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毛泽东诚恳的希望感动了李达，他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与他的助手们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上。为了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李达一次又一次地研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力求深刻准确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写作之前，李达总要精心拟出提纲，然后与大家一起讨论，做到精益求精；写作之中，李达总是反复推敲，或偶有所得，即使是深夜，他也要赶紧下床，展纸捉笔，记下闪亮的思想火花。
全心身的投入，夜以继日的工作，使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然而病魔没能让李达有一点停止工作的念头，相反每当此时，想到自己已是风烛残年，时日不多，他就愈是加班加点，并时常叮嘱自己：“我为党工作，只能靠这支笔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支笔就不能停止写作，否则完不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将来有何面目去见马克思?”
腊梅香自苦寒来。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二、抵制“顶峰论”坚持发展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唱起了“顶峰论”。在《唯物辩证法大纲》即将脱稿之际，“顶峰论”的论调在中华大地上愈演愈烈。
对于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恰在此时，有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他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听后，李达一脸愕然，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三、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武汉大学，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认为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代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中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四、永不屈服的抗争
李达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感到失措，他不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被隔离起来后，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他念念不忘怎样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被撤销时，他情绪异常激动，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使李达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直至卧床不起。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五、巨星的陨落
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消息。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的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虚，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封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事不遂人愿。就在李达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作，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安排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如柴的身体，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终于承受不了折磨和摧残，走完了他 76年坎坷而又艰难的人生，含冤离开了人世。8月25日，在李达遗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李达就这样走了，一颗哲学和理论巨星，就这样划空逝去!
(1978年12月李达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