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革命精神哺育我成长

　　我1940年2月出生在盐城尚庄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有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的外婆住在该镇邻近的乔村，从五六岁起我常随母亲去外婆家，必经与区公所相连的尚庄小学。我多么想到这所学校来读书啊！可是寒门之子读书比登天还难啊！我的祖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目不识丁。好容易盼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才启蒙进了本村初小。但仅仅是每年读一个“寒关”，就是只在四九严冬到立春之间读点书，其它时间都是在家干农活。我父亲还时时呵斥说:“祖辈种田为生，穷人还是回来捧牛屁股算了！”在本村，就这样读了三个“寒关”。1952年7月，西舍一家和我一起割牛草的男孩，突然到外地读书了。我几夜睡不着，也想到外地读书。我父亲板着脸说:“那你到尚庄去考，考上了砸锅卖铁让你读，考不上就别怪我了！” 我到尚庄小学考试，结果被录取了。这时我父亲说话算数，送我到尚小报到。我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自然是刻苦用功，但基础太差，跟不上班，我很难受，病了一场。班主任葛佑汉老师耐心开导我说:“人必须要有志气。别人能学得上，你也一定学得上，甚至能超过他们。”我下定决心，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追了上去。那时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抓得比较紧，经常组织我们到附近的烈士纪念碑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老干部作报告，使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特别是尚庄是老革命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老四团以及父辈们一心为民，勇于牺牲的事迹深入人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学校不但要求我们学好课堂知识，而且还组织课外阅读小组。我最喜爱读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延安求学记》、《赵一曼》《革命烈士诗抄》、《可爱的中国》、《阿Q正传》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学校还组织同学参加社会和学校的集体活动，如助农劳动，植树造林，修小型水利，慰问军烈属，访贫问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力地促进我们成为“五爱”、“三好”学生。这时我不仅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而且成了学校、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于是在14岁时被区团委吸收为青年团员， 当上了班长，少先队大队长。1954年7月，我报考面向全省招生的“江苏省盐城中学”，被录取了。当时像考上“北大、清华”一样，乡亲们说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同学、老师要我介绍学习经验，我说这是老区的革命精神对我的哺育培养。到了“盐中”，我又连续获得了优秀生的光荣称号。在初、高中阶段学校号召并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使我从小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我18岁在读高中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老区革命精神的熏陶和培育使我以苦为乐，奉献为荣。在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严重困难时期，我毅然放弃被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深造的机会，立志建设新农村。此后，我带头倡议创办江苏函授大学，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同乡亲们一道把家乡古老的水沤田改旱田，变一熟为三熟，并把稻、麦、绿肥(棉花)三熟制大面积推广，获得成功。这一变革不仅减轻了家乡父老的劳动强度，而且增加了收入，更显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巨大力量。我因此而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特别难忘的是1964年12月26日，当时第三届全国人大正在北京召开，我是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散会后，周总理带领我和天津的邢燕子、大庆的王铁人(进喜)、大寨的陈永贵等一起出席了毛主席71岁生日晚宴，我与毛主席同桌共餐。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革命老区的骄傲。
　　十年动乱中，我历经磨难和坎坷，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使我坚持真理战胜了邪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掌权不专权，不作昙花一现的人物，严于律己，淡化物欲。而今，我已退休，几个孩子都早已大学毕业，成了单位工作骨干并都加入了共产党，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50多年来我深深体会到，能使我经受住苦与乐、上与下、荣与辱、贫与富、廉与贪、甚至生与死等等考验的精神力量是来自毛泽东思想和老区革命精神！我想用几句话与大家共勉:人贵立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变初衷！
　　(董家耕现为江苏省盐都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