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一个壮族家庭。韦拔群的家庭比较富裕，然而他耳闻目睹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从小养成了同情贫苦农民的感情，常背着家人将家里的粮食、衣物送给穷苦的伙伴。
1911年秋，家人送他到广西桂林法政学堂就读，希望他进入政界为官，光宗耀祖。但韦拔群决心不做敲诈勒索的法官，要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只读了一年，便毅然退学。
1914年，韦拔群变卖家产，偕同一位好友，北上武汉，尔后沿长江漫游。次年初，他途经广州回到东兰，到处向人谈论革命大义，以唤起同胞的觉醒。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悍然称帝复辟，韦拔群义愤填膺，誓除国贼。翌年春，韦拔群又一次变卖家产，从家乡招募了100多名有志青年，购买部分武器，跋山涉水到贵州，被编入黔军熊克诚旅，并被委任为新兵连副，投入讨袁战争。后因反对兵痞出身的连长虐待士兵而遭到诬陷，他被捕入狱。出狱后他被送到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韦拔群与其他进步青年军官秘密散发传单，署以“愤不平”的化名，表示自己要“铲除人间不平事”的志向。不久，韦拔群的活动受到查究，他便弃职离开旧军队，于1920年10月到达广州，加入了孙中山、廖仲恺所支持的“改造广西同志会”，积极投入革命活动。
1921年9月，韦拔群回到东兰。他满腔热情地向群众宣传，号召各族人民起来“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他又一次变卖家产，购买枪械，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始领导壮、汉、瑶各族贫苦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
韦拔群发动组织农民武装数百人，连续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最后一次攻下了县城,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的群众，广大人民载歌载舞，尽情欢庆农军的胜利。不久敌人反扑,镇压农军，韦拔群受到通缉。韦拔群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对战友们说:“人民虽受重大损失，然其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刚……兰民必有仰头之日，此拔群之断言也。”
1925年1月，韦拔群去广州找到了共产党，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里，他认识了彭湃、陈延年、阮啸仙等共产党员。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外地农民运动经验，并联系东兰农民斗争的实际，认真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从此，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二）
1925年4月，因斗争需要，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被当时由廖仲恺兼任部长的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运特派员，返回广西开展农运。他回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藏的各种剥削契约全部烧掉，当众宣布:“从今天起，凡租种我家的田地，一律归租佃户主所有；凡借贷我家的债务，一律予以免交。”
为把农民运动推向整个右江壮乡，1925年9月起，韦拔群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先后在东兰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前来参加学习的有570多人，为右江地区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猛烈发展。1926年春，桂系军阀派军队镇压农民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一天内将韦拔群的家及其所在的东里屯等十个村屯全部烧光、抢光，被杀群众达700多人。韦拔群一方面率领农军退入西山保存力量，继续抗击敌人；另一方面则利用当时国共合作政局，采取多种措施争取外界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声援下，广西省政府当局被迫查办县知事，通缉肇事豪绅，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1926年9月，韦拔群指挥四路农军第二次攻下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迁入县城，公开在县城成立东兰农民协会。
此时，中共广西党组织先后派遣一批党员到东兰建立中共组织，协助韦拔群领导农民革命斗争。1926年秋，地下党派陈勉恕担任东兰知县。11月，韦拔群经严敏、陈勉恕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中共地下党决定将右江地区农民自卫军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韦拔群担任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不久，新桂系军阀大举进攻东兰，扬言3个月内消灭东兰农军。韦拔群率领右江农民自卫军一路军奋起迎击敌人。在一年多反屠杀的斗争中，韦拔群与农民战士、革命群众一起住山洞，穿丛林，打伏击，摸敌营，到处传颂着他的英勇斗争事迹，有的甚至加上了神话色彩，大家对他非常敬仰、爱戴，亲昵地称他为“拔哥”。韦拔群所领导的反抗国民党新桂系的武装斗争，为后来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
1929年，广西政局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同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韦拔群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广西省农协筹备处副主任委员。10月，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南宁发动兵变，与韦拔群率领的农民武装会合。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组织领导下，震撼祖国南疆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长。
红七军和新生的革命政权成立后，韦拔群积极投入到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初，反动派拼凑2000多人，两次袭击红七军军部所在地百色镇，均被韦拔群率部击退。恩隆县大土豪谭典章、谭典礼兄弟与土匪邓恩高、黄贵朝等结成一伙，到处袭扰红军，破坏农会，韦拔群派出部队与敌激战七昼夜，一举消灭了这股反动武装，活捉了谭典章兄弟。1930年2月，红七军第一纵队在隆安陷入敌军重围，韦拔群奉命率领第三纵队日夜兼程驰援，配合第一、第二纵队接连在隆安、平马、亭泗打了3次恶仗，终于重创敌军，使全军安全进入东兰、凤山地区。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七军前委决定命第一、第二纵队转移至黔桂边作战，第三纵队留守右江，保卫根据地。韦拔群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并按照党的“六大”有关指示，迅速开展土地革命。
1930年10月，正当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即将全面展开之时，李立三“左”倾路线传到了右江，命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决定红七军改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3个师，第十九、二十师北上；韦拔群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服从决定，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去的第三纵队1000多人马、武器，几乎全部交给了第十九、二十师，自己仅留下一面印有第二十一师番号的军旗和100多名老弱病残的部下。
韦拔群离开河池回到东兰，立即与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等研究组建红二十一师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1931年1月上旬，新的红二十一师成立了，设3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共2000余人。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31年春，桂系军阀约1万人向东兰、凤山大举进犯，开始了血腥的第一次“围剿”。面对数倍的敌人，韦拔群毫不畏惧。他指示各县民主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坚壁清野，连人带粮转入山区，避开敌人锋芒，运用“敌少我打，敌多我盘旋打圈子”的战术，发挥土地雷的作用，灵活地打击敌人，很快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8月，上级指示将红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韦拔群和陈洪涛仍分任师长、政委。
11月中旬，桂系军阀对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敌人出动正规军等7000多人，重点进攻西山。韦拔群和陈洪涛带领部队转战在西山的千山万壑之间，避敌主力，相机歼敌，遂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2年8月，桂系军阀又调集一万多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的日日夜夜里，韦拔群始终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哪里有群众，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拔哥”。疯狂的敌人四处受到痛击，对韦拔群既怕又恨，在武力不济的情况下，只好收买叛徒暗害韦拔群。10月17日，韦拔群为了与陈洪涛政委取得联系，以研究转移工作，便带着一个警卫员秘密来到东里屯后面山上的响茶洞。10月19日，他不幸在该洞被叛徒韦昂杀害，时年38岁。
（四）
韦拔群在短短的一生中，对广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和毛泽东、邓小平等对他的光辉业绩给予崇高的赞誉。
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中央局报告(10、11月份)》中，汇报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韦拔群“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韦拔群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同志的牺牲致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非常怀念韦拔群烈士，他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切地谈起韦拔群。他说:“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
作为红七、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卓越领导人的邓小平，对韦拔群更是深切怀念。他曾经回忆道:“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1962年12月，在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之际，邓小平又亲笔题词，高度赞扬韦拔群烈士“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