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老朋友
正当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汉语交谈时，史沫特莱与一位中年军人走了进来。尤恩与史沫特莱在一阵热烈的拥抱后互相端详着。在尤恩眼里，史沫特莱与一年前在汉口机场邂逅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头发更加花白了一些。
一年以前，尤恩与白求恩医疗队一行3人从加拿大经上海到香港，想从香港转道武汉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谁知在香港没能与来接头的人联系上，而带的钱又所剩无几，一时陷入困境。尤恩建议发一份电报给国际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由当时已迁往武汉的美国大使馆转交。其实那时尤恩并不认识史沫特莱，而且并不知道史沫特莱究竟在哪里。她只知道史沫特莱是一位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记者，她就是看了史沫特莱写的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文章，才决定随白求恩国际医疗队来中国的。她相信只要史沫特莱知道他们目前的处境就一定会帮助他们的。果然，不到两小时，他们就接到史沫特莱的回电，说已为他们预订了后天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机票。两天后在武昌机场，当尤恩首先从舷梯上走下来时，只见一男一女正焦急地张望着。那位女士见尤恩就问:“飞机上是不是有两位大夫和一位大块头的胖护士?
“我就是那个大块头的胖护士，”尤恩幽默地回答，“两位大夫马上下来。”
“那我可不该叫你胖护士呀!”那位女士笑着说，“见到你们真高兴。”
这位女士就是史沫特莱，另一位年轻的男士是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是一位对中国抗战倾注同情与关心的国际友人。
在以后的几天里，尤恩与史沫特莱成了好朋友。但自汉口分手，尤恩随白求恩北上去延安后，她们很长时间不知道彼此的消息。去年11月尤恩脱险后到长沙，在八路军办事处曾与史沫特莱匆匆见过一面，尤恩急着要回加拿大，因此很快就分手了。直到这次尤恩在上海听沈其震大夫谈到她，才知道史沫特莱在皖南新四军那里，动员尤恩到皖南来也是史沫特莱出的主意。现在这两位好朋友在皖南见面了，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尤恩拿出一瓶威士忌交给史沫特莱，那是英国大使柯尔托尤恩送给史沫特莱的礼物。
与史沫特莱一起来的中年军人是陈毅——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尤恩最初的印象是，陈毅是一位很有性格的军人，看起来似乎很自信，是个对任何事情都有主见的人。史沫特莱对尤恩说，陈毅是一块未经琢磨的金钢石。尤恩很同意这个看法。
喝茶的时候，尤恩认识了不少新四军的医生、护士:手术高超的外科主任宫乃泉大夫；身材纤细、幽默好奇的章央芬大夫，她是吴之理大夫的妻子，这里唯一的一位女医生，还有护士长杨小姐，护士陶小姐等。尤恩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医生和护士们都受过严格良好的医学教育，热衷于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都怀着一颗赤忱的爱国之心，愿意为中国神圣的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技术。
史沫特莱热切地希望尤恩能留下来帮助新四军医务部门搞医疗工作，她说这里缺乏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希望尤恩能传授知识和技术，培训护士和卫生员。史沫特莱还说她要与尤恩的父亲保持通讯联系，这位老共产党员—定会支持她这样做的。尤恩感到这里确实有许多实际工作需要她去做，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回加拿大的想法，决定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
在后方医院
小河口是当时新四军后方医院所在地。崔大夫和护士陶小姐陪同尤恩参观了这个医院的每一部分。医院的门诊部分设有外科、内科、产科、儿科和五官科等，每天要诊治200来个病号，其中有前方医院转下来的伤员，也有不少当地的群众。
出了门诊部，在不远处一片树林的掩蔽下，他们走进了一间茅棚，这是医院的病房，里面有三排病床。尤恩惊奇地发现，在这简陋的茅棚病房里，卫生工作搞得井井有条，伤病员都有一整套卧具:床单、毯子和带有枕套的枕头。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每张病床都挂着一张病人床头卡，一切都严格按医疗规定办事。这里住着30个动过各种手术正在康复中的伤病员。离尤恩最近的床位上躺着一个眼睛蒙着绷带的年轻病员，他只有20岁，生下来眼皮就连在一起睁不开，经过整形手术，他现在快痊愈了，当绷带拆开时，他将看到光明的世界。尤恩问他:“你第一个希望看到什么?”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说:他的父亲很早就给他娶亲了。第一个希望看到的是他的老婆，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这话引来了一阵欢乐的笑声。
与病房相邻的另一间茅屋是医院的厨房，里面一尘不染，洁白的墙上写着卫生规章制度。安排饮食的营养师是一位上海姑娘，她专心致志地工作，负责把各种不同的食物分别配给患者。碗筷用后都经沸水消毒，每只碗上都有食用者的姓名。上海一些群众抗日团体捐赠的几百箱食物，全部供给伤病员食用。在良好的管理下，虽然饮食比较单调，每人每天二角钱的伙食费还是吃得很好的。
后方医院缺乏医疗器材和卫生用具，但新四军和当地群众中不乏能工巧匠。尤恩惊奇地看到，他们就地取材，制造出不少医用陶器，有消毒缸、便盆、尿壶、脸盆、漱口杯等等；病房、化验室、手术室所需的各种设备，不少都是由木匠、小炉匠们自己做出来的。在病案室里，尤恩还发现一种专用木箱，里面能装近15斤的敷料、止血带、夹板等抢救用品，卫生员带着这种木箱上前线，救治伤员的效率高得多了。
护士陶小姐是尤恩同一卧室的好朋友，她还带尤恩去参观了一间教室。教室里，学员们正在抄写前线卫生员手册。这些学员有男有女，年龄都很小，他们是各支队送来学习医护知识的。教员由有经验的医生和护士充当，教材都是由医生和护士们自己编译的。学员们都很刻苦，都想尽快地掌握战地救护知识，尽快地上前线去投入战斗。这使尤恩想起了延安抗大的学习情况。在延安，尤恩曾经访问过抗大的一个女生大队，对抗大留有深刻的印象。
晚上，话剧团为欢迎尤恩演出了文艺节目。其中一位截去了一条小腿的年轻战士朗诵了一首诗，那是一首歌颂白求恩大夫的诗。这位年轻战士就是在晋东北抗日前线受的伤，白求恩大夫给他动的手术。现在他竟然依靠拐杖到了皖南，这不能不使尤恩感到敬佩，也使她又一次想起了白求恩这位可敬的大夫。
战斗在云岭
在小河口后方医院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第二天，尤恩与史沫特莱、沈其震、宫乃泉、章央芬等一起出发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去。云岭本是寂寂无闻的小乡村，现在却是闻名中外的江南抗日中心。这里的医院设在高大宽敞的陈氏宗祠里。这个陈氏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祠堂在清光绪、宣统年间两次修葺，至今留有碑刻记载。医院的设备与小河口后方医院差不多，尤恩决定留在这里帮助新四军搞医护和培训工作。
白天，尤恩熟练地帮助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有时在教室里给学员们上护理课。她那娴熟的医技和流利的山东话，常常使学员们惊叹不已。
晚上，尤恩经常参加医护人员的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补充库存不多的医药用品，以及如何使医护和培训工作更好地开展下去。
在云岭，由史沫特莱引见，尤恩见到了两位传奇式的人物——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并受到了他们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鼓励。
为了对学员进行人体构造的教学，医院需要一架人体骨骼标本和一具供解剖用的尸体。为此，尤恩、史沫特莱和几位大夫、护士长作为代表，去找叶挺军长请求允许他们挖一具无主的尸骨和对死因不明的病员进行尸体解剖。叶军长很同情医院的困难，但他担心这种做法在落后的农村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叶挺向代表们解释，这里的农民还很迷信，他们认为肢体不全的人是无法到阴间同他的祖先一道生活的，而且大多数战士来自于当地农村，因此，解剖死因不明的伤病员是不可取的。当尤恩对叶挺说起白求恩大夫在五台山根据地曾作过尸体解剖，我们为什么不能时，叶军长肯定地说:被白求恩大夫解剖的绝不会是中国人的尸体，可能是日本兵的，叶军长答应从战场上找一具日本兵的尸体来供医院教学使用。
几天之后一个有雾的夜晚，尤恩和宫大夫、章大夫等带着铁锹、麻袋和手电筒，乘夜深人静之机，到荒山野坟去挖掘一具尸骸。他们挖开了几个坟墓，只有一具可用，其余的皆因年代久远，加上长江流域的泥土含水份太高而腐烂了。他们把一麻袋骨头扛回了医院手术室。
又隔了几天，章大夫带着神秘的微笑踮着脚走到尤恩身旁，说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让尤恩看。到了手术室，章大夫像炫耀皇冠上的宝石一样，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块盖布。一架人体骨骼标本赫然出现在尤恩面前，它挂在静脉注射架上，所有的骨头都准确无误地拼接在一起。尤恩不禁赞叹章大夫的巧手和她对解剖学的造诣。
叶挺军长没有忘记对医院的允诺。一天晚上，随着前线进来的一批新伤员，抬来了一具日本兵的尸体。一位随队护送的男护士对宫大夫说是奉命从战场上把一个日本兵的尸体送来作科学研究的。
几个小通信员很快被派往各处，通知所有的医生、护士、学员以及卫生员都来参加一项重大的活动。门诊部宽大的房间临时作为解剖室，几十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围成一圈，手里都捧着笔和笔记本。屋子当中放着一张桌子作为解剖台，头上悬挂着一盏明亮的煤气灯作为照明；在另一张大桌子上放着许多空的标本瓶。尸体解剖由宫大夫、章大夫操刀，尤恩作助手并作讲解，解剖大夫不时作补充说明。宫大夫和章大夫穿着长长的橡胶围裙，戴着橡胶手套，显得庄重、严肃。宫大夫作简短的讲话，指出这是由于军首长关心学员们的学业进步，特地允许使用这具尸体作医学解剖，使大家能更好地学到关于人体构造的基本知识。
解剖结束后，尤恩和几位有经验的医生、护士把各种标本分门别类地装进标本瓶，浸入药水，贴上标签，编上号码。同时，把当场画的解剖与讲课材料汇编成册，以便将来作为教学之用。这一切工作做完，已是清晨4点钟，皖南山区的鸡已经啼叫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