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父徐其海是1928年、生母曲飞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1946年农历10月初八母亲随父亲由延安出发至承德，途经雾灵山下梨树沟生下了我。在生我之前，母亲已有三女一男相继降生，且大姐在延安时已送与老乡家，因此，我一出生便意味着不能跟随父母，被送人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在送给啥样人家，何时领回孩子，父母的三点决定惊人一致：一是只能寄送给贫苦、忠厚、老实人家。二是要有奶水吃。三是战争胜利时找回。五天后，梨树沟村的高德林和妻子高高氏进入了父母和地方党组织人员视野中。高高氏半月前生下的女孩不幸天折，地下党人员把高氏夫妇请到父亲驻地，父亲和母亲一眼便看出眼前二人憨厚仁义。要送走女儿，母亲欲哭无泪，咬得嘴唇发紫也没说出什么；还是父亲刚毅：“我们还要行军打仗，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劳你们多费心吧。条件好了再和你们联系”
养母丧女，奶水未下，也使进高家的我一周内又几次回生母身边。多年后才知道，外号“四毛”的二姐抱我回妈妈身边喂奶，每次妈妈的奶水喂饱我，不尽的泪水同时也会打湿我的衣裳。十几天后，吃过偏方的养母顺利下奶。不久，父母随部队出发，与我一别多年。之后的岁月，虽然全村都穷得叮当响，但养父养母省吃俭用保我吃饱穿好，大家谁有点好吃的，都送点给我。在我6岁那年，养母生下小妹妹的当天便因大出血离开了人世。刚懂点事儿的我紧拽着养父的衣袖不撒手，死活要妈妈。长大后才知道，当时养母自知不久于人世，挣扎着在炕边拉着养父和刚进门不久的嫂嫂的手，声音微弱地说：“我走后一定要把小妹送人，可千万别拖累了连香(我的小名)，要对得起她红军爹妈。”安葬好养母，养父当天就把小妹送给别人。养父送走小妹回家后两眼滴下大颗泪珠，这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二
养母在世时，家里推碾子，我不但帮不了忙，还爬在扫碾道的养母背上撒娇，根本不顾养母喘不喘粗气。我几周岁了还往桌子上爬，划拉饭菜，就这样养母也不许谁捅我半个指头。四五岁时，亲友邻居时不时逗着问我：“连香，你有几个爸几个妈?”我记事起，就常听到这个叔说我是八路军撂下的，那个姨说我是红军的亲骨肉。直到9岁上学，我还只认准身边的养父和故去几年的养母是真的，别的好像都是故事。我上学后成绩优秀，三年级当少先队小队长，四年级当少先队中队长，五年级当大队长，左胳膊上的小牌牌一年加一道红杠儿。
日月如梭，一晃就到了1965年。那是我结婚的第二年，当小学代课老师第三年。这年9月的一天，县公安局李俊峰科长专程来梨树沟小学找到我说：“北京一位红军老战士写给局里的信中说，1946年途经兴隆时生下一小女孩，母亲盼女儿心切。我们知道十有八九你就是那个‘红军后代’，想不想去北京见你亲生父母?”
树有根，水有源，谁家的孩子不恋娘?何况我的生母就在百里外的京城。可转念一想，为了自己，养父把亲生女儿都送人了，乡亲们的百家桌千家饭都吃二十年了，万一进京寻生身父母的事成了真，我一个人好了，可这家人，这村人会咋想?
1965年10月的一天，养父极不情愿地带上我，乘火车赴京，见我父母。也就在那一刻，一生没闹过啥毛病的养父高德林牙疼起来。一路上，我们爷俩没有欢声笑语，更没有进京探亲的喜悦，看着养父肿起来的腮部，我的心也快碎了。
下午两点在北京站下车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同胞哥哥徐光明和在儿童剧院工作的嫂子阮培康亲自接我们。哥哥事后说：“在人群中看到的第一眼，就认准了妹子，和母亲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生父远在广州军区军体院任院长，工作忙碌，不能回京，但也专门打来电话，对山里来的女儿致以父亲的问候。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信贷处长的生母在西交民巷27号的家中候着闺女。我进屋后，慈祥的妈妈向我走来，张开双臂将我搂入怀中，片刻的无言，我感到老人的泪水滴湿了我的肩头。稍后，老人双手握住我肩头，近距离盯着我看了又看，口中还讷讷不停：“是我家人，是我闺女!”
母女亲热，无疑“冷落”了旁边的养父。生母注意到了这一点，赶紧转身握住养父的手：“谢谢老哥啦!早就知道你为带我闺女都把自己闺女送人的事儿了，我知道那心情。再想想当年环境是那样险恶，孩子能长大成人也真不容易。”不想一生为农的养父说：“这么多年了，怎么说好是我的闺女转眼要成为别人的孩子?我带我闺女别人谢什么?”
场面稍有尴尬，母亲赶紧转移话题，把到嘴边的“给孩子在徐家排排行、改改名儿”等系列话题都强咽了回去。
在母亲家三天，我的头也胀痛了三天。看着养父腮部一天天肿大，我生母关切地问：“老哥牙疼吃了药咋还不见好?是不是药吃的不对劲?”我知道那是任何药物也治不了的心病。果然，在离开母亲家返回山沟家中第二天，养父不但牙疼全无，在给生产队放羊出门时还破天荒哼了几句小调儿。这场景，让我决心下定：高兴见到北京“红军妈”，也离不开身边的“羊倌”爸，为两处爸妈，为疼我爱我的山里乡亲，我决心“扎根深山、心向北京”。
三
1966年盛夏的一天，我带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李红丽去北京看“红军姥姥”。为减少给生母可能带来的感情波折，我事先给母亲去封信，一让外孙女看姥姥，二是女儿看母亲，三是谈谈与北京之家的联系。“红军妈妈”凭南北征战几十年的敏锐，早就看出女儿的心早已扎在了乡亲之中，成了大山的女儿。因此，当我“极其困难”地说不能离开疼爱自己的养父、不能离开从小跑惯了的高山和山下的乡亲时，“胸有成竹”的“红军妈妈”虽然心里恋女依旧，但说出口的仍是：“闺女的心情妈理解，闺女的决定妈支持，别忘端过的百家碗、吃过的百家饭，不能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啊。”母亲的豁达，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1968年7月，才58岁的养父因病逝世。临“行”前养父拉住我的手，声音低微仍透着深情：“都是爹不好，不让你回北京找亲妈去享福。参啥都没想，就是舍不得你。我走后，你在山里没牵挂了，早点回北京吧。”
养父临终嘱咐，我含泪咬牙使劲点头，但扎根深山的信念反而更牢固。自那时起，我以百姓为亲与大山为伴，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直至前年退休在家。被我的执著感动的“红军妈”，也决心为养育她闺女的山里乡亲办点事，以答谢老区乡亲对女儿的养育之恩。1972年春，母亲得知梨树沟村夏走搭石、冬上冰，洪水来时全村便成孤岛的困难，便将积蓄的6000元钱寄来支持村里建桥。要知道，三十多年前的6000元，却是我当时200多个月的工资。也就那笔钱，加上部队施工技术和工程机械，不足两个月，“军民友谊桥”就横跨东西。1994年7月13日，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全乡境内十几座桥涵全部冲毁，唯有“军民友谊桥”毫发未损。事后老人们说：“雾灵山下这座桥有灵感，因为‘红军妈妈’的情感在里头。”
正是这座桥连着兴隆与北京，我的红军母亲没断过来兴隆，除了看望乡亲，还要在桥上站一站，看一看，难以了却老红军的未了情。
2004年3月13日，记不清母亲多少次来兴隆了，这次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母亲决定在县城买处住房，春夏秋三季居住在兴隆，说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人更好，还开玩笑说“养育闺女的风水宝地错不了”。
我高兴母亲的“英明决定”，当然也有我的小九九：父亲1984年辞世，安息于广州革命公墓，完成了他“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夙愿。母亲的到来，我既可为满头银发的“红军妈妈”尽尽孝，又能与长眠地下的养父养母长相厮守。作为红军后代的农家女，还有啥事比这样更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