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0日，我的大哥昌炳奎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大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中国的医药学事业。革命战争时期，他被誉为“江南一郎中，抗日带头人”。1956年，大哥奉调至卫生部任中医司司长。他敬业勤业，在这个岗位上为振兴中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革命队伍的‘中医司令’”。
一
我们的家乡在嘉定外冈镇。大哥幼年曾染病垂危，幸赖走方郎中救治，因之立志学医，救死扶伤。小学毕业后，他即去嘉定著名中医汪志仁老夫子处拜师学医，悉心钻研医学医术。20岁学成回家，挂牌行医。他从不计较诊费和聘金，没有聘金照常出诊，贫困人家免收诊费，求医者源源不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我华北进攻；不久，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进一步扩大侵略。日寇的暴行，国民党的无能，激发了大哥无比的愤怒。大哥一面行医，一面联络爱国热血青年，以防身、保家为由，自己带头出资，先后收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于1938年5月创建了一支有100多人的“民众自卫队”，这就是人民抗日武装“外冈游击队”的前身。
大哥通过进步人士陆铁华(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找到家在南翔的共产党人吴雪之(新中国成立后任商业部副部长)，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关系。就在这支“民众自卫队”建立不到三个月，中共江苏省委即派来了共产党员邱生凡，这支队伍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即正式编入以“江南抗日义勇军三路”为番号的新四军东进主力部队。这期间，大哥通过邱生凡向党组织交了入党申请书。1939年7月下旬，中共青浦工委书记顾德欢，在青浦观音堂代表党组织找大哥谈话，宣布批准我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冈游击队”编入“江抗”主力部队后，大哥随部队转战各地，先后担任“江抗”三路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淞沪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路南地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浙东军政分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支队政委，中共浙东三东地委书记，浙东海防大队政治委员等职。
大哥是一个职业革命工作者，党的领导干部，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又是一个中医。部队转战各地，奔走四方，他爱和当地著名中医接触，切磋医学医术。在浙东、在苏中，新四军中许多人都知道，吕炳奎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中医师，不少将领患了病要请吕炳奎诊治。部队驻地有群众患病，他也乐意探望，开个处方，治病救人。
二
1952年底，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重新组建江苏省。大哥由中共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初，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提出，要在南京创办一所中医院和一所中医学院，大哥受命担任中医院院长和中医学院院长。重操旧业，再回杏林的大哥从此时起，就为振兴中医事业而奔走调查，四处呼号。他主持召开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会后，大哥受命兼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
在大哥的直接参与下，一座具有三百个病床的江苏省中医院，从选定院址、确定机构设置并动工兴建，至各科医师的选调，都一一落实，一批全省著名的中医师来到南京，在全国第一家中医院施展他们的才能。
兴办中医的高等学府，要具备师资、教材、校舍等一系列符合大学要求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在当时可谓一无所有。为此，大哥不主张急于求成，而是确定先立足于省卫生厅所属的中医进修学校。这所学校原是为中医进修西医办的，大哥把它办成培养中医学院师资和编写中医学、中药学教材的基地。省卫生厅从全省各地、市、县挑选一批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医学医术水平较高，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中医，来进修深造。在两年多时间里，这所学校培养了两百多名师资，编写了二十七种教材。后来，这批师资中许多人成为全国一流的中医专家、教授，著名的学者。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医学概论》，就是大哥于1956年9月至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后，在他的主持下，组织这所学校的师生，在原来编写的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定稿的。
大哥常说，中医的基本理论，从保存下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医著作看，其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其底蕴沉积度之广、之厚，可谓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中医药学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世界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药学要和西方医药学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和繁荣，为人类造福。
大哥1956年调至卫生部时，卫生部已经设置了中医司。大哥就职时即在卫生部领导面前明确表示：“我奉调至卫生部中医司，不是来当官的，我是中医，一定要为中医事业工作。这就是我的决心。”我国中医人才的培养，过去长时期里依靠以师带徒的传统形式。以师带徒形式虽然不可缺少，大哥也一直关心着这一传统的中医延续形式，但是在当今它与发展中医事业已远远不相适应。因此，要使中医后继有人，根本的途径，就是像抓培养西医人才那样，开创中医药学的高等教育。在大哥不懈的努力之下，卫生部决定创办北京中医学院。经大哥向江苏求助，江苏省同意抽出四十名教师并带了自编的教材支援，使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走上正轨。不久，南京、成都、上海、广州的中医学院相继建成，许多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创建中医学院，不仅招收了本科生，还开办了《内经》、《伤寒》、针灸等进修班，培养了师资队伍。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全国高等院校面临调整，要砍掉百分之四十。卫生部教育司提出，23所中医学院只留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5所老校，砍掉其余的18所。大哥与卫生部教育司、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多次交涉未成，眼见宣布实施调整方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他心急如焚，决定以他个人名义上书周恩来总理，力挽中医学院的命运。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理在谈及调整方案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中医学院再考虑。”林枫主任作会议总结时，则说：“中医学院不动。”于是，全国中医学院被保留下来的有21所。有了这些高校作培养中医的基地，大哥又主持对医学教育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课教材作第二次修订，对中医药学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重新进行修改，使各中医学院教学质量又有了提高。
大哥还十分重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卫生部开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结业后，中医司会同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文卫处等单位，对这个研究班认真进行了总结，由大哥主持起草，于1958年9月以卫生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的报告。毛泽东主席于10月11日在报告上作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三
十年浩劫，中医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许多老中医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大哥也在其中。“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大哥复职。他从调查研究入手，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中医工作的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材料。新华社记者看了这份材料，即在内参《动态》上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对加强对中医事业的领导，继承和发掘中医药学伟大宝库作出重要的部署。
从八十年代起，大哥除了出席各地中医学院举行的活动，发表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讲话以外，还为中医药学刊物、为全国有影响的媒体撰文，呼吁全党和全国重视中医学、中药学的继承和发掘，振兴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1983年5月，他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给正在过问中医事业的彭真、谭震林、崔月犁等同志写信，直言中医药事业的困境。1991年2月，早已离休的大哥，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仍不改初衷，与16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当前中医工作潜伏着严重危机，建议党政领导加以重视》的提案。
八十年代中期起，大哥以他古稀高龄，致力于推进民办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与崔月犁一起，创办了“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和“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于1994年底成立，短短两三年时间，相继建立了34所分校。大哥以校长名义聘请了各地著名老中医分别担任分校校长。函大强调“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临床”的办学方针，吸引了数以万计酷爱中医事业的青年人。他们在名师指点之下，勤奋学习，茁壮成长，给中医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大哥的一生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奉公守法，甘守清贫。1956年他奉命调至卫生部，住进德内大街的一套老式平房。半个世纪来，家具还是旧的，洗澡用的还是木浴盆，冬天还是烧煤球炉取暖。卫生部曾几次为他安排新的公房，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对这套老式平房很有感情，说进出方便，接近老百姓。他每天上午为前来求医的病者义务门诊。他说：“累是累一点，但是我累得高兴”
他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为中医事业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