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周恩来
1939年2月，周恩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第三战区视察工作，到达云岭。这是尤恩第3次见到这位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了。
第一次是1938年1月。尤恩与白求恩等加美医疗队到达汉口后的一天晚上，由王炳南陪同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接见了医疗队成员，他们都能用准确的英语与客人谈话，所以谈话愉快地、毫无困难地进行着。当白求恩大夫提出要到延安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的要求时，周恩来表示，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担心医疗队不能适应，希望他们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但白求恩——再坚持要去解放区，并以他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工作过为理由；尤恩更是不怕艰苦，从1933年到1937年6月，她在山东农村有过多年医护工作的经历，她已经掌握中国的语言，学会了在中国生活的方式。于是，周恩来吩咐王炳南为这支小小的国际医疗队去延安作出安排。
第二次是1938年10月。尤恩从延安回到汉口，由于身体不好，想转道回国，因汉口被日军包围，便随新华日报社的船撤往重庆，途中船被炸沉，尤恩随王炳南夫妇、李克农等辗转到长沙，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又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等领导；后随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冲出长沙大火到了桂林，又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搭车到越南，经香港到上海。尤恩由衷地感激这位可敬可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尤恩万万想不到，她这次在云岭又第三次见到周恩来，因为这里离日本占领区是那么近，只有几十华里，周围又有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从大后方到这里路途遥远，交通极不方便。
周恩来见到尤恩也是大为惊讶，记得去年他亲自安排尤恩离开桂林，原以为她一定已回加拿大去休养羸弱的身体，想不到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又见到了她。当周恩来了解尤恩到云岭来的经过后，深为感动，他真诚地感谢这位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竭尽全力工作的异国坚强女性。
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得很紧， 他要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传达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对新四军的工作进行研究并作出具体部署，还要协调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尤恩难得有机会聆听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要报告。但是这一次，在陈氏宗祠宽阔的大厅里，她听到了周恩来对新四军干部发表演说，他对国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精辟分析，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印入尤恩的脑海。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尤恩与史沫特莱、沈其震、章央芬以及其他几名护士陪同周恩来、叶挺军长一起骑马到驻在长江边上的第三支队去。一路上有说有笑，尤恩被周恩来的机智、风趣和乐观情绪所感染。除了偶尔听到日本飞机的嗡嗡声外，这一地区宁静安逸的氛围还没有受到破坏，近处是平原河流，远处有高山峻岭，皖南的景色就是这样迷人。要不是不时遇到背井离乡的难民，尤恩会忘记这场残酷的战争的。
下午3点左右，他们到了第三支队司令部。周恩来、叶挺与支队领导人去研究工作，沈大夫及医护人员去战地医院。尤恩看到，战地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的缺乏更明显，这里的医疗负责人的强烈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
晚饭后，尤恩与大家一起到长江大堤上去，白天到这儿来是危险的。他们坐在草丛中观察浩浩荡荡奔流向东的长江，闲聊了将近一小时。一艘目本的大型巡逻艇从上游驶来，他们赶紧卧倒在草丛中。透过草茎，可以清楚地看到艇上的炮口全部对准岸上，艇长用双筒望远镜瞭望，甲板上水兵正在操练。听三支队的同志说，日本海军每天在江上巡逻两次，发现目标就乱开炮，但不敢上岸。
回到司令部，尤恩惊奇地发现战士们围着火堆在唱歌，高喊“打倒东洋鬼子”的口号。突然，空袭警报吹响了，战士们很快把火堆熄灭，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不久，远处的群山和山谷中传来了一阵阵轰炸声，同时从几个方向传来了机关枪的扫射声，一直持续了大半夜。次日早上，三支队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新四军最大的一批物资昨夜运过江了，夜间的炮火是为了掩护过江，引开日军的注意力而发的。尤恩很佩服新四军指挥员的机智。
早饭后，大夫们要到前线救护所去，他们劝阻尤恩不要去，但尤恩早已把自己与新四军的医护人员融为一体，不愿意接受特殊的照顾，坚持要去。前线救护所设在一幢曾经相当豪华的避暑别墅里，那里只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土和一名卫生员在照料伤员，好在这里大部分是轻伤员，自己能照顾自己，重伤员都转移到支队医院或后方医院去了。这里的医疗器械和敷料都非常缺乏，纱布、绷带都是经洗涤消毒重复使用的。在不能及时得到补给时，还不得不用当地产的纸和草药来代替。
第二天，他们上路回军部，三支队的医务负责人与他们同行。途中遇到国民党一O四师士兵的无理盘查，还参加了一次“鸿门宴”。国民党的镇长听说来了一批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其中还有一个女外国人，就邀请他们吃晚饭。
晚上，新四军的同志们一起去赴宴。两排穿着毛哔叽军服全副武装的士兵“夹道欢迎”，尤恩他们昂首而入。尤恩想，这是她在中国看到过的穿戴最好的士兵了。镇长和当地的乡绅也都穿厚厚的黑缎长袍，袖子长过手指两三寸。宴会上，那镇长借题发挥，大骂新四军无法无天。三支队的干部毫不示弱，反问镇长，他们是否看到过比新四军更努力抗日的军队，是否认为自己比新四军更有办法对付日本兵，还问他们的儿子是在前方打仗，还是在家里平平安安地守着老子的钱财和土地过日子？问得镇长和老乡绅们哑口无言。宴会时而剑拔弩张，时而鸦雀无声。尤恩觉得这是她到皖南后吃得最好的一餐，虽然是在神经高度紧张中吃的。
空袭遇惊险
1939年3月5日，尤恩又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几架日本飞机悬挂着炸弹向云岭这个毫无防空设施的山村扑来，一瞬间，山谷里震荡着炸弹的爆炸声。当第一颗炸弹在离医院不远处爆炸时，尤恩和一位姓李的大夫正在安装一架新的牵引器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和接踵而来的气浪，差点使他们窒息。
“战壕在那边！”李大夫一边指着门外，一边推尤恩先出去躲避。当他们刚冲出门外找地方隐蔽时，日机又盘旋回来，尤恩清楚地看到机身上涂的鲜红的膏药旗。一颗又大又黑的炸弹仿佛冲着他们飞下来。“轰隆”一声，高大的祠堂后墙全部被震塌了，医院成了一片废墟。尤恩难过得哭了，一向文雅镇静的李大夫也紧张得脸色发白。这时，飞机又飞转回来，低空扫射。李大夫把尤恩的头按得更低，子弹溅起的泥土洒在他们身上。空袭过去了，整个村子成了一片废墟，有6位卧床的伤病员幸存下来，4位护理人员失踪了。究竟有多少生命丧生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之中，尤恩不得而知。
忽然传来了史沫特莱对翻译的焦急的说话声：“到那堆废墟里去找找，看她在不在那里!”她以为尤恩可能被炸死了。当尤恩和李大夫出现在她面前时，史沫特莱紧紧地拥抱着尤恩，深情地说：“我的天哪!看到你俩我真高兴!”
新四军的指战员们已经在抢救伤员和清理废墟了，尤恩、史沫特莱和其他医护人员也加入进去。已是午夜时分，尤恩、史沫特莱和医生护士们还在忙碌地照顾伤员和孩子们。一个“小鬼”来请她们到叶挺住处“大夫第”吃晚饭，也许是太饿了，这顿饭吃得特别香。那天晚上，尤恩和史沫特莱就睡在军部会议桌上，盖着缴获的日本呢军大衣，一套医学杂志合订本权当枕头。然而，不知是因为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难以安心；还是军大衣难御皖南山区的初春寒意，虽然很疲倦，她们却久久不能入睡。
告别云岭村
1939年5月的一天，尤恩正在值夜班，史沫特莱来找她。由于国民党与新四军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国民党三战区拒不向新四军发药品。史沫特莱又向尤恩提出，请她回上海帮助为救济难民募集资金、衣物，同时采购药品并护送回皖南，而且数量很大。尤恩感到这很困难，她不知道能不能再次冲破封锁线；而且，她准备在这一期医护人员训练班结束后就回加拿大老家去，她已经在皖南5个月了。但她还是接受了史沫特莱的请求，决定去试一试。
这天，吴之理大夫、崔义田大夫告诉她，明天一早就出发去上海，请尤恩准备好行装，因为日本在浙江沿海一带的活动越来越猖獗，而且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也在频繁调动军队，企图封锁新四军，双方关系很紧张，稍一耽搁就可能走不了。他们希望能在交通完全断绝前赶到温州。
傍晚，叶挺军长特地来为尤恩送行。他对尤恩为救护新四军伤员和为培训新四军医护人员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说他和新四军将士们将永远记住有这样一位加拿大姑娘。尤恩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晚饭后，尤恩与吴大夫、崔大夫一起去向史沫特莱告别。他们在一起喝茶、吃花生，共同回忆在一起工作、生活时的种种有趣之事，以消除离愁别绪，直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当雾气还弥漫在竹林里时，尤恩告别了云岭这个她工作、战斗、生活了近半年的小村庄。虽说是暮春，皖南山区白天已经很热了。他们冒着暑热赶了两天的路，才到达太平，从这里有公路可以到浙江。那位上次护送药品来的姓朱的司机早已接到命令等候在那里了。他说前面的情况越来越坏，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出车去浙江了。
车经过金华，终于到了青田。一到青田，尤恩就去找加拿大神父斯特林格。热心的神父用当地仅有的三部电话之一向驻福州的英国领事探听消息。英国领事说，有一艘叫“丽山号”的船还在福州港内，预定两天后开往上海，但如果福州守不住的话，也可能提前开船。
到了福州，他们立即找到英国领事。这位好心的领事已为他们预订好了船票，并派车送他们去码头。“丽山号”是一艘近海小轮船，他们登上了轮船想松口气，但随即又把心提起来了。日本飞机对海港和闽江进行狂轰滥炸，整个港口和闽江都处在一片火海之中，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燃烧，烈火熊熊，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葬场。谁也不知道这些强盗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对这艘悬挂英国旗的小船投下一颗炸弹。
直等到天黑，轮船才启航。一路上还算顺利，两天后船驶进了黄浦江。在法租界，两位大夫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募集的资金、衣物和采购的药品由原路运回皖南去已经不可能了，局势越来越恶化。尤恩决定回加拿大去。她搭上来时的那艘邮船“亚洲皇后号”离开了上海。经过日本神户时，一队日本警察找到了尤恩，向她提出了许多问题：八路军有多少人马？你去过安徽没有？你是否认为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等等。并派警察守住尤恩，开船前禁止她自由行动。
船离开神户后，同舱房的两位妇女问她：“你在中国一定干了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才引起他们这样的重视。你是干什么的？”
“噢，没干什么，”尤恩回答说，“我只不过跟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呆过，仅此而已。”她是个不愿意炫耀自己的人。
经过20多天的航程，船到了温哥华，琼·尤恩终于回到了她思念的故国。
故友重逢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在我们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对琼·尤恩这样一位曾经为中国人民神圣抗战奉献出自己青春的护士更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指示中华医学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几次邀请她来华访问。可惜尤恩都因病未能成行。但她热爱中国，仍然带病参加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尤恩曾于1954年、1965年两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和问候；1973年，她通过加中友好协会的朋友，把她精心保存的有关白求恩和抗战时期的一些珍贵图片资料转送给中国。
1979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由王炳南团长、陆璀副团长率领访问加拿大。访问期间，代表团到处打听这位年已67岁的老朋友。要知道，41年前，白求恩、尤恩初到武汉时，正是周恩来亲自指示王炳南安排他们去延安的；尤恩第二次到武汉，又是随王炳南夫妇一起撤出武汉，经长沙到桂林脱险的。他们是患准与共的老朋友了。王炳南至今还记得他的夫人王安娜在她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对尤恩的称道：“我曾听到许多人说她不错，有的人称赞她‘能吃苦’，这是中国人给外国人最高级的赞词。实际上，不管条件怎样困难，她都是笑容满面，保持爽朗、乐观的态度。”
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代表团的最后一站温哥华，确切地知道尤恩还活着，但已半身瘫痪，现在维多利亚与她的女儿生活在一起。
王炳南立即决定在原定日程外专程去拜访她。9月 25日下午，王炳南、陆璀在加中友协狄隆先生陪同下，乘水上飞机横渡海峡到维多利亚。在幽静的天鹅湖路上的一幢红枫簇拥的简朴小楼里，他们见到一位老妇人，她坐在一张靠椅上，下身盖着一条毛毯，头发几乎全白了，但梳理得很整齐，脸色微红，看上去很精神。她兴奋地注视着两位从远方来的中国客人。
握手以后，来客没有通报姓名，只说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派来探望她的，并送上一束鲜花和一个中国传统工艺品钧瓷花瓶表示敬意。
尤恩由于脊椎骨结核和风湿性关节炎已不能走路，肾脏也因病切除一个，但精神不错，记忆清晰。当王炳南问起她是否记得1938年10月在武汉的情况以及和谁一起撤退时，尤恩一面回忆并列举了许多人的姓名，一面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对方。突然，她惊喜地喊了起来：“啊!你——你就是王炳南!”两位老朋友重逢，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共同回忆了当年那段艰难的历程。
当王炳南把陆璀介绍给尤恩，并说40年前陆璀曾在加拿大为白求恩援华医疗队募捐，向加拿大人民介绍过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时，尤恩一下子想起来，她说：“我见过你的。你在多伦多那个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我也在场。那个会是麦克劳德主持的。”(麦克劳德当时是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的主席、加拿大援华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1969年去世)原来都是老朋友。他们沉浸在回忆之中，相互诉说着当时的情景
王炳南再次深情地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最重视友谊的。凡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曾多次邀请你再访中国，可惜你都没有来成。现在的中国和您当年见到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欢迎你恢复健康后能到中国来看看。”
“我也这样希望。可是……”她说不下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告别的时候到了，双方紧紧地拥抱，眼睛里都闪着泪花。1985年5月，琼·尤恩这位坚强的女性以74岁高龄，不顾年迈多病，竟然坐着轮椅在她女儿劳拉·梅耶夫人的陪同下访问了中国，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这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她一生中第三次来华。所到之处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陆璀、刘庚寅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分别会见了尤恩母女。访华期间，尤恩参观了北京城，对中国的建设成就表示欣喜。
1986年，琼·尤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病不幸去世。1987年，她的女儿梅耶夫人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尤恩的骨灰护送到中国，安葬在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河北唐县晋察冀革命烈士陵园。她的墓紧挨着诺尔曼·白求恩的墓。(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