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李先念同志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在一些历史关键时刻，为党和人民作出许多特殊贡献。
迎接党中央实现懋功会师
1934年，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改变了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为摆脱被动局面，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西出云南，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于6月初到达四川天全、芦山地区，决定向北翻越雪山，占领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西征北上，于3月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随后西渡岷江，于5月下旬到达川西北的茂县、汶川地区。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派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率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一部，西取懋功，迎接党中央。
李先念同志受领这一光荣任务后，即率领红二十五师和红八十八师于5月下旬向西行动。6月8日，前锋二十五师攻取懋功，继占达维，12日在夹金山下与翻雪山过来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合。李先念同志带病亲率八十八师迅速赶到懋功，立即投入迎接党中央的各项准备工作。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受到李先念及其部队的热烈欢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懋功会师。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李先念，并听取了他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川西北的地理民情的汇报。这是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是红四方面军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的第一个高级干部。毛泽东询问先念同志对两军会合后行动方针的想法。先念同志主张应乘当前的有利时机，东渡岷江，在岷江、嘉陵江之间比较富庶的汉人居住地区休整部队，养精蓄锐，再向甘南西北地区发展。他的意见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也极具战略眼光，毛泽东同志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懋功会师为两大红军主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虽然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这一大好形势遭到破坏，但李先念同志亲率部队迎接党中央，实现两军在懋功会师这一历史性功勋，是永垂青史不可磨灭的。
西路军中“不下马的将军”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实现了会宁大会师。10月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及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以及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部队共2.2万余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过河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称西路军。面对强大的敌军和十分不利的天时地理条件，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奋战，在河西走廊先后歼敌2.5万余人。但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和其他原因，西路军于1937年3月在祁连山失败，一万多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一部因伤病被俘或失散，只有少数人化装回到延安。当时，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十军余部尚有1000多人，奉命组成左支队，翻越祁连山向新疆方向行动。他们跨过冰峰雪岭，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于4月下旬到达敦煌东北安西，可是又被强敌阻击、追围，部队损失近半，4月26日被包围在白墩子、红柳园的荒漠中。在这极端艰险的情况下，李先念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指挥部队突出重围，在茫茫戈壁中行进。这里不见人迹，滴水皆无，昼夜温差达数十度。经过三天三夜生与死的搏斗，这支被饥饿、焦渴、酷热、寒冷折磨得九死一生的部队，终于在李先念同志率领之下，走出“死亡之海”，到达新疆的星星峡，受到了中央代表陈云等同志的热情迎接。
由李先念同志率领走出绝境的红四方面军余部虽然只有427人，但这是一支创造了军事奇迹的军队。这说明西路军的红旗没有倒下，也没有“全军覆没”，西路军的英勇事迹将永垂青史。
毛泽东同志对先念同志在西路军这一非同寻常的表现和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不下马的将军”。
新四军第五师“发展第一”
“独立工作第一”
1938年11月，党中央决定李先念同志随新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到豫鄂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时，武汉已经被日寇侵占，鄂中、鄂东、豫南等广大地区沦为敌后。原在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已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只在竹沟设有第八团留守处。李先念到竹沟以后，任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担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困难重重。可是李先念同志不避艰险，1939年1月，根据豫鄂边区党委的决定，他毅然率仅由 160余人枪组成的新四军独立大队，深入敌后，向武汉外围挺进。他从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向豫南鄂中的党组织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统一和提高党内的思想认识。同时，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亲自向国民党的县长、专员、师长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商讨团结合作、协同抗日的办法；广泛发动群众，多方面联络和争取一切受我党影响、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抗战。1939年6月，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先念同志提出将鄂中党领导的“应抗”和其他由我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在鄂豫边区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这支部队在李先念指挥下，在同日伪军的激烈战斗中，迅速成长壮大，于1940年1月又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李先念同志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于1941年4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五师建军时，已拥有3个正规旅和两个纵队，全师兵力达1.5万余人。到年底，地方武装也相应发展到7000多人。根据地也在逐步扩大，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的14个县、500多万人口中，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2月，根据党中央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李先念担任鄂豫边区区党委书记，仍兼任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在他的卓越领导下，五师继续开拓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长江南北、襄河两岸，整个鄂豫边区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繁荣景象，并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包围态势。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首长称赞五师是“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这是鄂豫边区和五师广大群众、干部、战士的最大荣誉，也是对先念同志的正确领导的高度评价。
指挥中原突围战役，为战争全局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独占胜利果实，其矛头首先指向位于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这时，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进逼的由豫西、豫中南下的八路军王树声部及由湘粤边北撤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与五师部队会合，组成由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是全国六大战略区之一。面对国民党正规军11个军26个师和大量地方保安部队的围攻，李先念同志指挥部队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
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我中原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就地停止接受调处，力争实现国内和平。但蒋介石决心发动全面内战，违反停战协定，陆续调集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区，严密封锁，切断一切供应，使我军陷于四面受敌、绝粮断炊的极端危险的境地。李先念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中原地区执行战略坚持任务。
1946年5月周恩来同志到定货店视察，他对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同志说：“同志们在宣化店坚持斗争，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持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陈毅同志后来也说：“没有你们(指中原部队)的牵制，这30万蒋军无论压在哪个头上，都是吃不消的。”
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他已准备就绪，时机成熟，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原部队发起进攻，妄图“一举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6月26日，李先念遵照毛泽东主席“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命令，指挥中原部队分路突出重围，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同志指挥大兵团与强敌作战的指挥艺术和军事才能。毛泽东同志对此高度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
中原部队胜利突围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从战略全局出发，又立即赋予他们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配合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的光荣战略任务。对于这一战略任务的转变，先念同志勇挑重担，坚决拥护和执行。这是比突围更艰苦、更复杂的殊死斗争。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不断“围剿”，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咬紧牙关，将敌人14个正规旅死死拖住，又一次完成了战略牵制任务。1947年5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指出：“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自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
竭尽心力，苦撑“文革”危局
“文革”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他和其他几位老帅、副总理一起，大义凛然地公开揭露和批判“中央文革”搞乱全国、破坏生产、迫害老干部的行径，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多次受到批判。但他仍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歪风，国务院分管国家经济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几位副总理，都已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只有李先念副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守岗位，辅助周恩来总理，日夜操劳，苦撑危局。他领导国务院业务组，想方设法减少“文革”对生产的干扰和破坏，勉强维持国民经济的继续运作，保证了全国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后，国内形势出现短暂稳定，李先念又积极协助周总理抓了三线几个大项目工程的建设，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技术设备。像湖北的二汽、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江汉油田、襄渝和焦枝铁路、一米七轧机，都凝聚着先念同志的心血。李先念同志在“文革”期间，顶住多种压力，为稳定全国经济形势，避免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共和国今天的繁荣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积极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决策
在粉碎“四人帮”这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伟大斗争中，李先念同志又一次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和过人胆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这时身为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同志见形势危急，感到必须抢在“四人帮”发难之前，及时制止他们的罪恶活动，遂于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亲自走访李先念同志，和他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要先念同志代表他去征求叶剑英同志的意见。为什么华国锋把这样重大、机密而又紧迫的问题，首先同李先念商讨？这是因为先念同志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赢得了华国锋的尊敬和信任。9月14日，先念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亲自到西山叶剑英同志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叶一起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办法，之后又立即把叶帅的意见告诉华国锋。于是，华、叶二人遂当面分析形势，进行磋商，形成正确的决策，于10月6日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彻底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对于取得这场胜利，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分正确地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李先念同志在非常时期为党为人民作出的又一非常贡献。
李先念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了，他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那些非同寻常的卓越功勋，像一座座丰碑，矗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