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期●缅怀篇●

党的好女儿沈锐

作者:顾明

1937年我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工作。到了武汉后,我就到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当时,办事处的主任王明的夫人孟青树找我谈话后分配我到新四军做救护工作。做救护工作需要带一个救护队去才行,抬担架也得两人。于是我想起了在党校学习时的李植青同志的姐姐李植人。李植人当时在汉口市女青年会工作。
  当时的武汉白天敌机狂轰滥炸,所以一切活动只能在晚上进行。我找到李植人跟她商量后便在女青年会夜校办了一个救护训练班。那时候,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都要为抗目出力,听说要办救护训练班,便纷纷来报名参加。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短训班顺利结业了。
  我要组织救护队,就从这批学生当中挑选了十名身体好,能吃苦,并且组织性比较强的学生,把她们带到了新四军。沈锐便是这批学生当中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她是湖北孝感人,出生于1923年,当时只有十四岁,是这批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我的印象中,沈锐活泼、纯洁,心直口快,有什么事和意见非说出来不可。同学们都很爱护她。
  当时,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泾县,军部驻在云岭,教导队在中村。我和沈锐等十名同学到了教导队医务所,组织上分配我任医务所护士长。
  沈锐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因此常受好评。她爱运动,喜欢打篮球,还把头发剪得像个男孩子,医务所的同志和政治指导员都爱叫她“小鬼”(“小鬼”是当时革命队伍里的爱称)。她有一副好嗓子,歌声优美,她自己经常唱歌,还教医务所的同志们唱武汉市的儿歌等歌曲。因为沈锐当时没被子,就跟我同睡一条被子,我俩比亲姐妹还亲。
  1941年皖南事变前,我们分头渡江。临别时,她把自己仅有的一只小戒指剪了一半给我,说是让我在急需时用。皖南事变突围时,她不幸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集中营拼凑了个“话剧队”做反动宣传,沈锐有才气,敌人就迫令她当“演员”。不甘心被敌人利用的沈锐在演出时就常常故意将一些反动的台词删去或者含糊过去。她的这一招后来被反动派发现了,于是她被罚站铁笼。这种特制的铁笼是集中营专门用来摧残革命者的。铁笼的四周都是钉子,人站立当中动都不能动,敌人还不给吃喝。从此,沈锐在集中营里日子比以前更加难过了。渴望自由的沈锐,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继续与敌人作斗争。为此,她试图越狱逃跑,可几次都没成功。在第三次逃跑失利后,她被敌人列为“顽固分子”,严密监视,动辄遭到非人的折磨。抗战胜利,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解散集中营,释放政治犯,沈锐这才脱离了魔窟。
  沈锐18岁时被关进集中营,出狱时已经23岁了。走出集中营,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赶快回部队去,回到解放区去。沈锐为了找到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当时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饱经磨难的沈锐,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看到了第一个新四军战士时,不禁泪流满面。她终于回家了。
  1946年春,她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山东。解放战争爆发,她报名参加支前工作,不辞劳苦地奔走在山东战场上。作为一位女同志工作在火线上,其艰辛可想而知。有一次,她险些陷入敌军重围,幸亏她丈夫邓旭初及时报信,才幸免于难。
  1949年,沈锐随部队进入上海工作。不久,她的孩子病了。她抱着孩子上公安医院看病。当时公安医院条件不好,她只能同孩子睡在一张小木板床上。由于实在太疲劳,她睡着了,孩子从床上掉下来都不知道,结果孩子不幸夭折。她痛苦极了。她剪下孩子的头发用红线扎好放在信袋里准备送给当时还在前方打仗的丈夫邓旭初。后来,邓旭初从部队转业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沈锐也到中央党校学习。尽管痛失爱子,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沈锐依然—如既往,勤勤恳恳,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她对待事业,对待同志,依旧是那样热情、坦率、真诚,比过去更成熟了。
  1957年,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不幸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错划为右派。当时,她真是痛不欲生,同时又觉得对不起丈夫,自己被划成右派,而丈夫是个党委书记。当年在反动派的集中营里,她没有想到要自杀,而此刻她真想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丈夫邓旭初得知她已萌生这样的念头后,急忙从上海打电话到其时正在北京的我,要我务必开导开导沈锐,叫她千万不能有想死的念头。接到邓旭初的电话后,我就到中央党校找到了沈锐。她一见我就抱着我痛哭。我对她说:“共产党员不能自杀,要接受各种考验。只要你好好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改正错误,仍然是个好同志。毛主席说过有错改了就好嘛!邓旭初很爱你,是他打电话来叫我劝你的。”经过我的劝导,她虽然打消了想死的念头,可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却是十分巨大的。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被“隔离审查”,日夜批斗,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终致癌症突发,一病不起,于1967年6月抱憾离开了人世,终年只有44岁。
  沈锐和邓旭初有三个女儿,听说这三个女儿都学有所成。在她去世12年之后,即1979年3月,中国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她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党为她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还给了她清白。
  我和沈锐相识有66年了,虽然她已英年早逝,但我仍然深切地怀念她。她不仅是我的好学生、好战友,也是党的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