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耕同志逝世十一周年祭
今年6月 29日，是王于耕同志逝世11周年。最近把于耕同志的遗篇《往事灼灼》和她从1991年到1993年病逝前给我的信，重新捧读一遍，只觉得百感交集，思潮翻涌，有许多话想说，可是不知从何说起，有许多感想则限于我的文字能力难以完全表达出来。
一部新四军女兵生活的壮丽历史画卷
《往事灼灼》两次印刷2740册，能够看到这本书的人有限。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她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呢?于耕同我通信中多次谈到这件事，事隔11年，我愈益感到应该把她的想法和议论告诉新四军老同志们。
在这本13万文字的《往事灼灼》中，于耕回忆自己的文章有三篇，回忆文化界人物的有两篇(邹韬奋、徐平羽)，回忆战友的有五篇，用“血泪文章”来形容这熠熠生辉的遗作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徐平羽是由八路军学兵队调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最初领导人之一。他在皖南金坑给我们上政治辅导课《季米特洛夫论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季米特洛夫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优点为热情、勇敢，冲锋在前，有成绩；他们的缺点则为冲动、不坚持、动摇性和感情用事。这些话至今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1955年下半年，我被关押在北京班房里，从报纸上看到胡风“反革命”案件的报道，把同胡风有往来的徐平羽、林琳夫妇和彭柏山都扯了进去，使我大为震动，大为不解。徐平羽、彭柏山都是新四军的知名人物，林琳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优秀团员。彭柏山渡江战役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这可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了于耕同志的《怀念徐平羽同志》一文，得到比较详尽的解答。正如黄源同志在《<往事灼灼>序》中所说：“这是一篇感人至深而又令人深思的文章……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作了正确估计，陈毅副总理完全赞同周总理的正确估计，并发表了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的讲话，却遭到了不幸的否定。知识分子的遭灾就不可避免的了。”
在悼念同辈青年战友的《记李眠同志》中于耕写道：李眠同志在通过溧武路的夜行军中遭遇敌人而负伤。当时于耕与她同行，李从负伤至牺牲，于耕都在场。这位来自上海护士学校的白衣天使，面对死亡说出“革命流血不流泪”一言九鼎的临终遗言，在青春的花样年华献出了她的宝贵生命。
在《长江的女儿》中，于耕写道：“1942年6月19日，在武夷山脚下的一个荒废茶园里，国民党特务和宪兵布置了一个屠场，四周架好了枪支，把杨瑞年等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一部分浙赣地区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共75人(这是国民党档案中的数字，我们有同志统计为141人)围在中间，于是废茶园里的口号声、国际歌声和密集的枪声骤起，烈士们壮烈牺牲。”“在这场屠杀的整个过程中，杨瑞年同志始终没有低下她骄傲的头，她血流满面领唱国际歌，身中三弹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身中七枪，连头颅都被打碎了，才倒在血泊中。她刚烈而威严的死撼天动地，使刽子手们，国民党的特务、宪兵都感到震惊和恐惧。有的宪兵因此逃跑，从而泄漏了这次血腥屠杀的全部真相。”“杨瑞年出生在长江之滨的名城镇江，长江是她的母亲河，她的一生像长江一样汹涌澎湃，她的性格又像长江一样奔放无羁，她追求进步的心也像长江一样流向前方从不止息。”于耕对杨瑞年同志正确的评价，说出了许多老同志心中想说的话。
在《遗物——忆王传馥同志》中于耕写道：“上饶集中营的茅家
岭暴动发生在1942年5月25日，当‘囚徒’们已经夺取了敌人的武器，冲出牢房，困难地跋涉在水稻田里时，受到牢房大门外两个国民党卫兵的步枪射击，钟袁平受伤倒在田梗上，这时的王传馥为掩护同志们安全脱险，又跃回到牢墙侧，用尽力量向正在射击的敌人掷出了手榴弹，炸死了一个，吓跑了一个，可他自己也被打伤了腿部。同志们安全冲出去了，传馥同志却走不动了。次日他又被捕回，带着流血不止的伤口被严刑逼供三天，他始终紧闭双唇和双眼，以顽强的沉默，打击了敌人，使他们对茅家岭暴动一无所知。他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时被敌人活埋了。他牺牲的时间是1942年5月28日，年仅22岁。”
《馈赠———忆张茜同志》一文，给我们介绍的清丽高雅的张茜与她的心灵美是那样地和谐一致。于耕回忆张茜在1965年即告诫她：“不要太天真。”引用后汉李固的话“大满则溢，月盈则缺”。含意深刻，发人深思。在陈总逝世，自己已身患绝症之时她仍关心他人，为仍陷牢狱的革命功臣，为争取病中的叶飞同志出来治病帮助出主意。叶飞住进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张茜把自己吃的有限的柑橘拿去相赠。她把鲜荔枝送给骨折的张爱萍同志。她在最后一次去北戴河休息时，用她仅有的个人收入，买来一大筐海蟹，分送给叶飞、江渭清、江一真、宋任穷、廖志高、曾志等六家……这是一颗至诚至纯的心，一份至诚至纯的友情。
《总记着茅山下的一座陵墓》，这是于耕为悼念钟期光夫妇而写的。她在这篇文中说：“‘文革’中钟老(期光)被监护在自己的住所里，一栋小楼辟作两半，一半关押钟老，一半给凌奔和孩子们栖身。两半之间的通道被隔断堵死，一墙之隔阴阳两界，整整四年，凌奔和孩子们与墙那边的钟政委不能见面，不能说话，不能传递任何一件物品。在深夜里，凌奔可以听到钟老的蹀蹀踱步之声，钟老也听到凌奔不停地咳嗽。清晨钟老在屋前被强迫扫地，旁边站着警卫，凌奔就站在小楼上的窗帘后掀起一角，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伴。她深知钟老早就脊椎骨质增生，长期痛得不能弯腰。凌奔就这样日夜揪心地，牵肠挂肚地倾听着隔壁传来的一切可怕声音，注视着窗外定时出现的令人心酸的景象。”于耕还写道，1967年，周总理直接交代皮定均将叶飞接出来送到北京。“那时我被‘造反派’关在别处，就让我女儿陪着她父亲，连夜乘中央派来的专机秘密地来到北京。因为时间紧迫，连替换衣服都未能带出一件。钱更是分文没有。好在我女儿心中有底，一到北京就直奔凌奔阿姨而去，凌奔立即把身上的200元交给我女儿，让她马上去购置一些紧急需用之物。随后凌奔听我女儿说起，目前和我老伴一起住在那个秘密地点，被保护起来的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凌奔立即筹了一笔款，让她儿子怀揣钞票，赶去那个秘密地点，给每位送上200元，以解燃眉之急。”“她家孩子多，许多尚未成人。但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她竟然在这样的困境中，在自己的家门口立了一面无形的正义大旗。”“当时先后受凌奔阿姨保护的共有19个孩子，就因为有了她的照料，竟没有一个受冻挨饿得重病的，更没有一个走上邪路的。”这篇文章涉及党史上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涉及到人们思想灵魂深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鲜明对照问题。它是于耕同志身患重病中留给我们的不朽篇章。是的，她的身心已经不起这样剧烈的震荡，写完了这篇文章不久就同我们永别了。
于耕给我十三封信的要点
王于耕同志是我参加八路军学兵队时就认识的老同学，1938年2月我们一同从山西南下，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后来南北东西，互相没有往来。上世纪80年代，军服务团征集文章编写团史，我陆续看到她生动的回忆文章。1991年收到了她寄赠我由她主编的《茅家岭下英雄血》一书，从此通信往来。下面将她在这期间给我的13封信中的要点选摘如下：
1991年1月17日，她寄给我第一封信中提到：“从学兵队来到新四军有两个小王，有人喊，两个人都应声，因此我这个比你大两岁的小王就使人们改口了。你在(我)记忆里，仍是15岁的少年小王，这次看到照片，我都不认得啦！”
1991年7月1日给我的信中说：“收到来信真是很高兴，也很难过，信中一声于耕姐，使我泪流满面……今年春天到初夏大病一场，住了72天医院……回家时写字也写不动，又休息了一个月，才开始给我熟悉的同志寄书写信。写《遗物》一文是前年，写《馈赠》是去年，如您来信说的写我们的同代人，熟悉的人，勇敢就义的人。”“我的写作动机是真诚的，我坚决认为像这样的年轻英雄人物要宣传。写张茜是因为以她为题材的文章太多了，不少作者却都不够了解她、有的歪曲了她……我下决心想把一个真正的张茜留在人间。”“我以最大的真诚试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所述都是真的，我不敢也不耻去编造烈士和逝去的好同志的形象，我说：‘山可倾，城可平，只是区区一点诚’。”“我长期做教育工作，有二三十篇论文都放在那里。我仍有时在教育界活动，感到学生好的课余读物少了，我们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学生们不爱看，这次我想试试编本《茅家岭下英雄血》，这次青年读者爱看了。我买了一些书送给大学生，学校还邀我去开座谈会呢……要说编书，我外行，这是我此生参加编的第一本书。季音同志是行家，小纪(白薇)勤快，这样就把书编成出版了。我希望把这些人物，这段历史留在人间。如你说的教育后代，记载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人物，我的心愿也算了却了。”“我还想写杨瑞年同志，不知写得出写得好否。人们对她的看法不少，终于轰轰烈烈地高喊口号被枪杀，她仍是一个光荣的女烈士。多年来写她是我的愿望……”
1991年8月24日来信提到：“渡江前，我当时在济南工作，我入了迷样地接管城市、工厂，我跑遍了济南的工厂，那时我是济南市总工会的组织部长。到闽后，我到1954年才调到教育部门，我也爱此工作，我不到一年就入了迷。‘文革’后我还在北师大工作七年，身体差了，环境复杂了。1984年我退二线，至今还兼着师大的顾问。身体越来越差，肺气肿、心脏病都有，今春到初夏病得较重。我知道自己时间不那么充裕了。”“在我近年身体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我想到要为我们这一代人，那些我认得的、熟悉的优秀同志和已成为烈士的人们写点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接过红军一代人手中的武器，很自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过。这一代人所谓三八式，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有不少人献出了生命，成了英雄人物，我愿意写他们，把他们留在人间，留在历史上……为着青年学生爱看，我学着写文艺作品，主要是留下几位三八式那一代的英雄出色人物(将帅写的人多，用不着我去凑热闹)。这一代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出过力，流过汗，洒过血。我写时有时流泪，我不及他们，但以他们为师。”
1991年10月18日给我的信中提到：“党内确是个复杂的小社会，我们年轻时到革命部队，不知党内确是有阴谋家……黄花塘的事……这一段是新四军干部不可忘记的历史。”
1991年11月的来信中提到：“我总结自己教育工作已成文二十多篇。我两个秘书把我过去工作中的稿子又整理了五十多万字，我都放在那里。中国并不少我这样一个教育家，缺少的是宣传革命烈士，宣传革命。我真想健康地再活几年，把想要写的人都写出来，现我们正编第二本书《红色女囚》，我尽力为此书出力。”
1992年10月7日来信称：“写杨瑞年烈士——从暑假到九月底两个多月(修改时间长)，总算脱了稿……北京的几位老同志看了，说“写得像杨瑞年’，像就不错，她身上蒙着的诋毁太多，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回顾往事，就冷静点，也有点经验了。烈士身上再不能蒙垢，我尽量做到这点了。”
1992年8月24日来信称："“1980年暑期，我在北戴河写了《忆张茜》等三篇文章，1991年暑期我写了《长江的女儿》一篇，回京后还改了又改。今年写悼念钟期光政委夫妇文章，只写了2/3就因头晕停笔了，回来什么也写不成——确实一年老一年了。”
1992年9月，《谭震林传》编写组在北京集会。于耕邀我到她家做客，畅叙别后种种。叶飞同志亦在场，他问我怎么扯进潘汉年、扬帆案件中去了?我如实简要汇报，自然我也谈了对“文革”的看法。于耕让我到她家过中秋节，她同时邀请了军服务团老同志林琳、纪白薇和詹尖锋相聚。于耕在茶几上放满了她院中树上摘下的鲜枣以及新鲜的荔枝等给我们吃。这顿中秋节的晚餐吃得特别开心。临走于耕姐将她珍藏的《启功书法》、《启功韵语》和巧克力送我。在这之前于耕就曾托人带给我一对天霸海霸男女手表和别人送她的高级巧克力，我也送过她皖南泾县的茶叶。古道热肠的师姐给小师弟的礼物，包含着多少深情厚谊，我收下只有感谢不尽。
1992年10月20日来信称：“这次你在北京，过得愉快，使我很高兴……世界上还是战友最亲，包括我的老伴，他见了你也是很高兴的。”“盼望今后还有这种聚会的机会。”
令人悲切的是这种聚会就只有这么一次。
至真至善至诚的品格光照人间
于耕同志逝世时，我思想上始终感到从感情上到道义上都有一种责任应为她写点什么。她为那么多同志写文章，谁来为她写点什么纪念她呢?可是未免有所顾虑，朋友间的友好通信，未经她的同意，我怎好公开?11年过去了，于耕同志给我的信件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对要宣传三八式一代英雄人物的议论，对要写作现在青年人爱看的文艺作品的看法，确乎值得重视，不仅我们这些后死者应该记取她的教诲，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同志们也值得考虑吧！
于耕同志晚岁的文章，以及她生前写给我的珍贵书信，字字珠玑，体现她的真诚高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真诚，对革命战友的情谊无比真诚。她对革命工作干一行，迷一行，精一行，并做出优异的成绩。陈毅军长曾说：“军服务团里有我们新四军的才女。”黄源同志在《<往事灼灼>序》中说：“林果(林琳)、张茜、王于耕，新四军中生死与共的三姊妹……对这几位新四军的才女我都熟悉，我觉得她们的最可贵处的精神是战斗一生。处境变了，但她们都是终生的女兵，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生死之交。张茜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编选的《陈毅同志诗词选集》为后代奉献了一部壮丽的历史画卷，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后职责。”黄源同志称赞说：“她(于耕)在退役后的古稀之年，写成此书，仍寓教于文，我作为新四军的老兵，可以证实这确是一部新四军女兵生活的壮丽历史画卷。我想把这奉献给90年代的20岁上下的妙龄青年们，该是最好的精神礼品。”
菡子在《哭于耕》一文中说，于耕长年积劳至疾，压抑成害，在她挨斗时正捧着吐血的杯子。同时，在于耕《女兵与枪》一节回忆文章中，让我们知道她在十年浩劫最黑暗的岁月还曾遭到“造反派”在寅夜三更被绑架到野外假枪毙的险恶经历。她写道：“我顿时愤怒难耐，思绪翻腾，这搞的是什么名堂?这简直是以革命的名义丢丑，用卑鄙可耻的罪恶手段来摧残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意志。”
王于耕同志奋斗一生贡献一生，她的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道德情操、高尚品格，她的铁军战士的风骨、榜样和顽强精神，她的灵秀才气、至真至善的革命战友情谊，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最后抄旧诗一首以表达我对王于耕同志的缅怀之情：
于耕师姐不忘旧，饱蘸笔墨写战友。
黄河长江彩云飞，皖山楚水群芳秀。
多少悲泪多少恨，一片爱心祭沙丘。
忍看朋辈半作古，英雄灵气丰碑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