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竹杠
浙东区党委于1944年11月城工委成立后，任命王文祥为书记，当时他患肺结核病，常咯血不止。谭启龙特地叮嘱他要好好休养，身体第一，边治病边干些工作，主要抓大的原则问题，日常工作和具体问题放手让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去处理。
四明山区层峦叠峰，大大小小的山头一个连着一个，老百姓就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坳里和山坡上。浙东区党委的机关和干都，新四军浙东纵队各部队，也都分散住在各个小山村的群众家里。丁公量带城工委几名精干人员住在西岙村，这里距四明山总的出口陆埠约六七里，对外公开名称叫“大陆公司”，便于敌占区前来请示汇报的人员联系工作。往山区走五六里山路，就到了王文祥住的一个独立小山村。
一天，丁公量和乐群相约来到王文祥住处。这是一间非常破旧的茅草房，室内放着一张旧床，别无长物。王文祥的妻子陈明华，是城工委机要秘书，并负责照料他的生活。
王文祥从床上欠起身，热情地欢迎丁公量和乐群的到来。
略事寒暄后，乐群向王文祥和丁公量详细汇报了去宁波工作的经过，讲了我方潜伏在日特组织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四00小组成员周迪道、周斯明、冯禾青、王福林、莫奇等同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表现，以及四00小组目前的内外斗争环境。最后乐群又谈了有关他们的活动经费问题。
王文祥边听边不断地咳嗽，有时咳得很厉害，使乐群不得不稍停等他顺过气来。
丁公量对如何解决周迪道提出的活动经费问题，陷人了沉思。
浙东抗日根据地大都是山区，群山连绵，山高林密，耕地很少。俗话说：靠山吃山，山区虽有木材、竹子、茶叶，竹笋、玉米、地瓜和桃、告、李、葡萄等等产品，但处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之下，产品运不出去，所以人民生活穷苦，我党我军干部战士常常是食不果腹，冬天甚至穿不上棉衣，经费十分紧缺。因此，要拿出不小的一笔经费给“反间谍工作小组”，丁公量感到难度很大。丁公量对乐群说，在开展日、伪军工作时，在不浪费的原则下，经费的使用上不能太苛刻，为获得情报，需要进行联系、交涉、应酬，这都需要用钱。组织上拿出一些钱发给他们，也不是做不到。但是，日本宪兵都是些特务，他们肯定要怀疑周迪道他们的钱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即使有经费，也不能发给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全靠他们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联络员”。在宁波老百姓心目中，他们是“铁杆汉奸”，是“魔鬼”。我认为装鬼就要像鬼，而且装得越像越好。如果他们个个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甚至烟酒不沾，那就会显得鹤立鸡群，招致敌人的注意和怀疑，最终暴露了自己。所以，他们一定要跟那些汉奸、魔鬼厮混在一起。日本鬼子和汉奸花天酒地都通过“敲竹杠”中饱私囊，我看他们小组也可以而且应该去“敲竹杠”，以此来掩护自己，并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活动经费问题。
“当然，敲竹杠有个政治原则问题。”丁公量语气严肃地向乐群交代说：“你们四00小组‘敲竹杠’，根本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站稳脚跟，以便开展反间谍工作。绝不能为了搞钱、发财而去‘敲竹杠’。‘敲竹杠’的对象，必须是奸商，是投靠日本鬼子的汉奸商人，基本群众绝对不能敲。‘敲竹杠’的钱数也要适当控制，不宜过多。太多了，别人会眼红，对你们小组也不利。‘敲竹杠’的方式也应多种多样，除了明火执仗地敲榨外，还可以‘拼干股’，跟汉奸合伙做生意；可以‘融资’、‘借贷’，等等。”
乐群听了，心想丁公量同志不愧是敌工战线上久经沙场的指挥员，站得高，想得深，政治上把关把得准，几句话就把小组面临的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解决了。
周迪道听了乐群的传达后，立即召集小组开会，制订出了“敲竹杠”的具体方案。“敲竹杠”的对象，选定一家名叫“久大商店”的老板。他是个汉奸商人，儿子又在国民党顽固派部队，据说还是制造皖南事变刽子手顾祝同手下的一个亲信。一天，周迪道带了冯禾青和几名“联络员”找上门去，对老板说：宪兵队铃木先生知道你的儿子在重庆那边，要你跟我们到宪兵队走一遭。
老板一见如此架势，叩头如捣蒜，连声说：“我的儿子在大后方也是混口饭吃，务请爷叔们高抬贵手!宪兵队我就不去了，爷叔们要什么尽管说。”
周迪道向一个“联络员”呶呶嘴。那个“联络员”就进一步对老板恫吓说：“宪兵队是什么地方，你心里清楚，那是鬼门关，进去了出不来的!”
老板连声说：“是!是!务必请爷叔帮忙说说话。”
“联络员”上前一步，对老板附耳低言。老板边听边点头，最后苦笑着无奈地说：“好，好，我马上办。”说毕，他去后边拿了100万元伪币，交到了“联络员”手中。
一天，周迪道得到情报，说住在鄞县西部和奉化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俞济民部队，常暗中派人到宁波城里活动，还向担任伪宁波商会会长的袁瑞甫“敲竹杠”，而且数目巨大。周迪道和小组成员多次研究，认为俞济民这个人很反动，跟汪伪第十师师长谢文达暗中勾结。不久前在天台召开的一次“绥靖会议”上，顽固派根据蒋介石“限期剿灭浙东奸匪”的指示，疯狂叫嚣要在三个月内“剿灭浙东新四军”。因此，对俞济民派到宁波城里“敲竹杠”的人员，也应该“敲”他们一下。
这个想法报告乐群后，乐群返回根据地向丁公量作了汇报。丁公量从维护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明确指示，对俞济民部暗中派人在宁波城里开的商店，不能去“敲竹杠”；对俞部秘密派到宁波的地下税收人员，也不要去碰他们。我们“敲竹杠”的对象，必须是投靠日寇、鱼肉百姓、民愤极大的不法奸商。这样才能赢得人心，又可解决我们活动经费上的燃眉之急。
根据这一指示，周迪道和小组成员反复研究后，将下一次“敲竹杠”的目标锁定为伪宁波商会会长袁瑞甫。
一天，周迪道得到眼线报告，说顽军俞济民部派来收税的人员已秘密会见了袁瑞甫。袁已暗中通知各行各业的商人，先分头将税款交到他手中。
周迪道要眼线继续监视并及时报告。同时，他派出精干人员盯梢并跟踪俞部的地下税收人员。
又过几天，周迪道得到情报，说袁瑞甫交给俞部地下税收人员的税款竟多达1亿元伪币。
周迪道当机立断，立即派人将俞部地下税收人员“请”到一个酒楼，同时派人把袁瑞甫也“请”了来。当着两个人的面，周迪道对袁瑞甫说：“你向俞济民交税交款，这件事的分量你心里清楚!你看，我是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呢，还是不送?你自己说该怎么办?”袁瑞甫当然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在日本鬼子心目中是“通敌”，罪在该杀之列。他冷汗直流，全身颤抖，连连作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我不向他们交税，我们同业公会许多人跟国统区的生意就没法做呀!他们就要杀我呀!朱先生(周化名朱人达)，宪兵队里一进去我就没命了，我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周迪道故作姿态，说：“那好吧，看在你我老朋友的面子上，我就不向宪兵队告发了。但我手下的人多，弟兄们也不能喝西北风呀，你给他们多少，也给我们多少。”
袁瑞甫一听，低下头想了一会，最后哭丧着脸答应说：“钱，我一分不少，但时间请你宽限几天。这么大的数目，我得想办法多方筹集。”
“戏”演完，袁瑞甫和俞济民部的地下税收人员向周迪道千恩万谢而去。周迪道对俞部人员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总不能你打我、我打你呀!”别的话周迪道不能说，只能以此暗示顽方不要再跟共产党、新四军闹摩擦、打内战。
几天后，袁瑞甫乖乖地将1亿元伪币送交给周迪道。
面对这么大一笔巨款，周迪道心想：丁公量同志指示“敲竹杠”的钱多了，“别人会眼红”，这话很有道理。于是他和小组同志作了认真研究，最后决定：对其他日寇“七大密探”即成建、傅侠、李明耀、顾瑞大、龚涛、周越生、钟荣法等人，每人各分给1000万元伪币。对自己手下的其他“联络员”及眼线等等，也分给2000万元，只留下1000万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俗话说：“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其他“密探”和大小喽罗分到钱后，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周迪道“讲义气”、“够朋友”，他们和“反间谍小组”几名成员的关系也更加亲密，都表示“要跟朱先生干”、“和朱先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渐浙地，周迪道在密探、“联络员”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头。
按照上级的分工，由莫奇管理经费。因为伪币的币值很不稳定，周迪道等人设法把几次“敲竹杠”所得的伪币，兑换成金戒指、银元、钱庄支票等，只留少数现金，以作为“交朋友”等经费。莫奇还负责保管周迪道的私章，每笔支出都要周审核后盖上章，再由她支付。小组的同志们达成共识：每笔开支都要手续清楚，能省则省，绝不能挥霍浪费，要多节省一些钱，用于革命。
乐群还特别向周迪道和莫奇交代说，不义之财，取之有道，用之得法。要准备用这些钱，为我根据地采购一些必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