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日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一文时，加写和改写了几段话。这加写和改写的话，以《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为题，收进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文中指出：“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 依然在打胜仗。”新四军“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1944年9月这个时候要为报纸加写和改写这些话?特别指出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是消灭不了的?
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拘押囚禁叶挺军长；共产党则针锋相对，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但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是“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严峻现实，双方不得不作妥协。国民党方面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然而一直没有放弃驱逐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每当日军发动较大进攻时，国民党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共产党则坚持继续联合抗日，配合作战，改善双方关系，要求释放叶挺，恢复新四军番号，恢复给八路军发饷。两党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谈判，除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保持接触外，还派出代表到重庆谈判。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时，正值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谈，准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中共中央估计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国民党当局可能走亲苏、和共、改良政治的道路。毛泽东当时认为“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周恩来则认为毛、蒋会谈“时机尚未成熟”，便在9月5日提醒毛泽东：蒋介石若“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那就“于我损失太大”，建议先由林彪出面，看蒋态度，再作决定。于是林彪10月7日带助手伍云甫到重庆，向蒋介石提出“三停三发两编”的条件：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但蒋表示不许再提新四军事，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提出要以1940年的“七月提示案”和10月的“皓电”为谈判基础，甚至要共产党放弃军队。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重弹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政权的老调，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里去。由于双方条件“相距较远”，谈判未果。当年6月28日，周恩来、林彪等离重庆回延安。
1944年初，国民党方面又试探国共关系改善问题。中共代表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敌后武装为所管辖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等。国民党方面不接受这些条件，谈判仍无结果。5月，中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编制至少编5个军16个师，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等。国民党方面只给共产党4个军10个师的编制，10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10个师“限期集中使用”。
8月12日，毛泽东在给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电报中指出：“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22日又电告林、董等：“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
9月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仍大唱其军令政令的无条件统一论。毛泽东在9月7日《解放日报》上批评蒋介石讲话时指出：“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
毛泽东在修改《解放日报》10月1日社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这就彻底揭穿了蒋介石想通过谈判的政治手段来达到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以及取消人民军队就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实质。
争取盟国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党一向拼命在外国人和中国人面前，抹煞或掩盖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绩、力量和作用。但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节节胜利，使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盟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能力也失去了信心；相反，对一向不被他们重视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开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变化，打开解放区的大门，采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开展积极的外交工作，拓展国际统一战线，扩大解放区的影响和争取国际支持。
1944年6月9日，驻重庆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接着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18人相继抵达延安。朱德举行欢迎晚会，叶剑英介绍中共抗敌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美军观察组、美国国务院代表谢伟思进行了数十次交谈。延安的奋进与重庆的腐败形成强烈反差，使谢伟思看出中国未来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延安，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谢伟思此后撰写了百余份有关延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报告，呈送美国政府。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本着共同抗日和民主合作的方针，向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英勇抗战的辉煌战绩，宣传抗日根据地军事有力量，政治有民主，建国有办法，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有把握。连国民党记者参观延安后，也承认共产党“组织力强，与人民打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这对蒋介石要取消人民军队，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是个沉重打击。
中共开展积极的外交工作，目的是向盟国说明：蒋介石企图取消人民抗日武装，不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抗战事业；为了争取早日打败日军，盟国应该支援中国解放区战场。
1944年5月16日，毛泽东要林伯渠在跟国民党当局谈判时提出：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部。延安在接待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时，也向他们介绍了敌后群众遭受日军“三光”政策摧残后的各种痛苦，严重缺医少药，促使他们向全世界呼吁，给予援助。9月，中共中央致史迪威的说帖中也提出：为更有效地牵制敌人和配合盟军反攻，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给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这才有利于新四军配合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
1944年4月起，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相对减轻了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军的局部反攻造成了条件。4月12日，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军“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新四军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苏中军民于一二月份发动连续攻势，相继攻克大官庄等日伪据点17处。3月上旬又取得车桥战役的胜利，乘势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使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各根据地联系起来。苏北军民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和沿海攻势作战，攻克钱集、杨口等日伪据点40余处，使淮海、盐阜联成一片。淮北军民在攻势作战中，解放泗洪、灵璧、睢宁三县之间的广大地区。淮南军民袭入盱眙、定远县城。皖江军民也攻克10余处日伪据点。9月21日《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一文中指出：“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160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三城与宁波的近郊。”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
这时美军正考虑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打击日军，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无能为力，希望能在登陆作战时取得新四军的配合。毛泽东对此作了一系列部署，加强了沿海和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工作的力量，并指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的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致有后来苏浙军区的建立。
日伪军的反复“扫荡”、残酷“清乡”，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日、顽的联合夹击，都没有能消灭新四军，没有能摧毁抗日根据地。相反，新四军越战越强，主力部队由皖南事变时的不足10万人，发展到将近20万人；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块抗日根据地面积日益扩大，民主政权更加巩固。所以，毛泽东说，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