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政论家、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尽管他英年早逝，但却给我们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他短暂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一生，闪现着耀眼光彩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1944年11月，在延安举行追悼韬奋的大会上，毛泽东主席题词指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一
邹韬奋原名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应黄炎培先生的聘请，从事职业教育的编撰工作，1926年负责主编《生活》周刊。这一时期，他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议论社会、议论生活，并通过大量译述介绍西方的现状，以求促进中国的社会变革。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韬奋义愤填膺，奋笔写下了《国民党与中华民族之惨痛》一文。文章尽管没有直呼其名地批评蒋介石，但还是点了蒋的官衔， 表示了对其不抵抗命令的愤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韬奋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质疑更是连升级。早已对蒋介石局“不抵抗主义”忍无可忍的，韬奋拍案而起：“握有政权军权的当同，在未亡国以前，倘仅以‘非武力抵抗’为能事，已属无耻，今乃索性倡言什么‘不抵抗主义’，是否无耻之尤?”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口喊“抵抗”，实则继续实行其不抵抗政策，拒绝向十九路军提供援助，导致该战的失败。针对蒋介石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径，韬奋指出：“‘嘴巴上尽量抵抗’的表现，最说得好听的是蒋介石氏之‘北上收回失地’及‘置身最前线’，以及为国效死的无数宣言与谈话。现在为国牺牲惨死的只有十九路军的忠勇军士，及无辜冤死的妇孺平民，满口自命为国效力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肯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说军费无着吗?从事国民所头痛的内战，尚能发行十余万万国民所不愿付的公债；……除号称握有国内军事实力的蒋氏外，身居军政要职的何应钦氏亦为延误军机而为全国全民族的莫大罪人。”这是韬奋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蒋介石。不少关心和爱护韬奋的朋友和读者担心他的这种直抒胸臆的“反蒋”言论可能会使他遭遇不测。而韬奋则泰然处之，他认为，新闻记者对事件就是要进行客观报道和评论，新闻记者是民主社会中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代表，是人民的喉舌。“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区区忝主本刊笔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编辑可不干，此志不肯屈。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韬奋除在言论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外，还和《申报》等报纸同时刊出为抗日将士筹款的紧急启事。从1931年11月14日至翌年2月18日，《生活》周刊共收到民众援助马占山将军捐款约13万元。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生活》周刊社连连发行“紧急号外”和“紧急临时增刊”，随时报告抗战消息。同时他们还大力征募军需用品和日用品，开办了《生活》伤兵医院，为松沪战役中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募捐三万余元。韬奋还亲自去医院看望伤员。
1932年7月，韬奋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成立了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大批革命的、进步的作者，事业迅速发展。短短几年间书店由一家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了《新生》、《大众生活》、《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和1000多种图书。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总是抓住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出前进的道路，鼓舞前进的信心，在广大读者中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1月，韬奋不顾反动派的恫吓，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6月18日，“保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身为执行委员的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7月14日，韬奋被迫流亡国外。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美国和社会主义苏联，对世界状况作了翔实的考察，并以此行写成考察纪实著作《萍踪寄语》三集和《萍踪忆语》。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韬奋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表现了对马克思列宁“心向往之”的强烈感情，加之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的考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韬奋流亡国外不久，连续出版达8年的《生活》周刊，这本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巨大影响、最高发行量达15.5万份的进步刊物，继一年前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止邮递后，终于在1933年12月16日被查封。
二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月27日，韬奋乘船回到上海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全力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韬奋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重新擎起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大旗。韬奋将该刊的宗旨定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大众生活》周刊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以无比的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罪恶行径。韬奋与沈钧儒、马相伯等300余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之后韬奋被选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1936年11月，韬奋与沈钧儒等七人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的243天，韬奋除了因“爱国罪”而“出庭受审”外，其余时间仍然勤奋读书，笔耕不辍，撰写了30多万字的文稿，《经历》就是韬奋在狱中完成的一部自传性作品。
由于“七君子”在狱中坚贞不屈和狱外宋庆龄、胡愈之等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更重要的是全民抗战开始，“七君子”终于重获自由。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韬奋仅用五天时间就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淞沪抗战坚持了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该刊在上海出版时间虽短，但很快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冯玉祥称赞该刊：“内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
上海沦陷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移至武汉。12月中旬韬奋等一行到达汉口。他立即投入第30号的《抗战》三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韬奋到汉口后，工作上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指导和帮助。12月下旬，在张仲实的陪同下，韬奋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访问了周恩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韬奋，他毅然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为着革命事业的需要，周恩来对韬奋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韬奋深切体会周恩来的用意，表示愿意接受。
周恩来对韬奋知之甚深，爱惜有加。1938年4月下旬，夏衍从广州到武汉，就《救亡日报》的一些事情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明确对他说：“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这就是方针。”
韬奋曾极为厌恶形式各异的“党争”，他自己则以无党无派为准则，以保证自己对社会事件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30年代中期曾不断有人拉他加入国民党， 但都被他拒绝了。韬奋拥护国民党抗日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使然，他自身从未产生过要加入该组织的念头。1938年初，蒋介石找邹韬奋、杜重远谈话，要他们“特别注重组织的重要”，即希望他们加入国民党。韬奋很委婉、很巧妙地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正如胡绳在《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文中所说的：“在30年代以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激荡风云中，出现了一批经过独立思考，把政治选择放在共产党方面来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都对社会做过贡献，他们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国民党使他们失望，他们根据客观事实和自身的经历，终于确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社会上还有众多的受他们影响的人，也随之而倾向于这种政治选择。邹韬奋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抗战期间，韬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很高，被国民党政府聘为第一、第二(后辞职出走香港)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武汉沦陷后，他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继续从事出版事业，由于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所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和他所办的杂志、出版社成为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在1939年至1941年间，韬奋所主持的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50多个分店先后被封闭。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为保证韬奋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秘密离开重庆到香港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香港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命令他的特务系统搜索韬奋的行踪，在任何地方捉到他时，“就地惩办”。至此韬奋已无法再回国统区工作，他与茅盾等一大批在港进步文化人士在华南东江游击纵队的帮助下撤回内地，进入东江游击区隐居乡间。
三
1942年11月22日，韬奋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辗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在《江潮报》工作的徐中尼40多年后回忆往事时仍非常激动：“书店同志事先都不知道有谁要来，只见王兰芬挽着一位四五十岁戴眼镜的人的手臂，诸克跟随在侧，徐步走来。王兰芬欢叫着：‘邹先生来看我们了!’大家简直不敢相信。韬奋同志激动地紧握同志们的手，说：‘我回到家了。'从大后方转来的生活书店同志都像见到日夜想念中的久别的亲人-样，个个流出了热泪。”韬奋深情关切地询问了这些同志辗转到敌后的工作和生活。他说，这次他是路过苏中，想到军部同陈毅代军长研究在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展文化出版事业。如果情况允许，他想再通过敌后根据地到延安去，会见一直盼望能见到的毛主席。他勉励书店同志：不管在敌后如何险恶艰难，一定要坚守岗位，决不能后退，党要我们，敌后军民需要我们。韬奋在欢迎晚会上以亲身经历介绍他在广东东江游击队的见闻。他还精辟地分析了时局，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第二天，邹韬奋被接往东台县东部的三仓地区。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热情地接见了邹韬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致电苏中区，要求确保韬奋的安全，并希望在盐城军部同他见面，共商在华中广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文化出版事业。随后，韬奋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苏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他参加各种民众活动和座谈会，并发表演讲。
12月上旬，韬奋去苏北根据地考察，并准备从那里经山东去延安。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会见了他。此时正值寒流侵袭，陈毅特地让人缝制了一件崭新的羊皮袍送给韬奋。韬奋到达盐阜区时，陈毅正好到新四军四师视察，接着又启程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因此他俩没见上面。邹韬奋到达苏北后不久，日伪军5万余人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发起冬季大“扫荡”。苏北军民万众一心，英勇作战，很快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邹韬奋亲历其间，备受鼓舞。他再次致信陈毅，赞扬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在苏北期间，韬奋看到在被国民党蒋介石诬蔑的“匪区”里，在被日本侵略者所宣称的“占领区”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和组织起来，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战，从事着根据地的伟大建设事业，从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43年1月，韬奋向新华社特派记者谈了他对根据地的深刻印象后，表示希望早日到延安去参加整风学习，努力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改造自己。
四
在苏北解放区，韬奋原本希望自己能去延安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但这时他的耳疾加重。1943年3月，中共党组织将韬奋秘密转送上海就医。由于手术未能将癌细胞切除干净，医生决定用放射治疗。陈毅代军长闻讯后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医治他的病。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关心邹韬奋，特地打电报，要华中局派人去上海探望病情，表示慰问，并致赠医药费用。对此，韬奋去信表示感谢。治疗期间，只要病痛稍有缓解，他就坚持写作。韬奋决定将一生经历中尚未发表过的事情写成长文《患难余生记》。他还计划写《苏北观感录》、《民主在中国》等书。然而，《患难余生记》第三章尚未写完，韬奋便因病情恶化而辍笔。病中，他在口授的遗嘱中再次向党中央庄严要求，“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力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年仅49岁。
中共中央获悉韬奋逝世的噩耗并收到他的遗嘱后即给韬奋家属发出唁电，接受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