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军对空情报侦察的开创人

　　　
　　今年10月 18日是我在红军时期的领导、战友，我军无线电对空情报侦察开创者之一曾希圣同志的百岁诞辰。我现在把我军对空情报侦察的发展、对敌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曾希圣同志的重要贡献作一介绍，以志纪念。
　　开辟我军情报工作新纪元
　　曾希圣同志是湖南兴宁(今资兴县)人，生于1904年。他在学生时代就向往进步。投身革命后，进过广州政治讲习所，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后，曾希圣秘密加入共产党，做兵运工作。1930年1月底，他回到武汉，先后在湖北省军委和长江局军委机关工作。当年年底，中央决定一些同志撤到上海，曾希圣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机关，任参谋部谍报科科长。1931年4月前后，由于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不得不做紧急疏散。12月，曾希圣从上海乘船直达香港，转经油头、潮州和大埔茶阳，越过广东的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闽西，到达中央苏区。我们由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打了漳州后，也到了闽西、赣南苏区进行休整。
　　此时，正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大发展时期。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历经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发展到4万多人，是当时全国力量最大的一支红军。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赵博生、董振堂等对蒋介石打内战不抗日十分不满，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策动下，率领1.7万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进一步扩大了红军，总数达到6万多人。中央苏区是在赣南、闽西苏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此时中央苏区已有21个县，250多万人口，也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块苏区。
　　中央红军和苏区的大发展，给曾希圣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这时已经成立。中革军委正在落实下属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的建设，把总参谋部下设的科改为局，不久侦察局改称情报局；又按其在总参下设部门中排序第二称之为军委二局。当时，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下设三个局、一个供给部。二局就是通信联络局，局长由曾希圣担任。二局下设三个科：—科管破译，二科是译报、校对和分送，三科是电台、收报。
　　曾希圣到二局时，正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初创时期。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龙岗战斗中(攻打敌张辉瓒部)，全歼了来犯之敌并活抓师长张辉瓒，俘获了敌电台台长，缴获了两部电台。根据战争的需要，组织上任命王诤为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队长，筹建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王诤很快就制订出周密计划，着手做了三件建立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山”之事：一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从红军战士中培养无线电报务员和机务员；二是请领导机关通知前方部队，从缴获的武器中，搜集和保护无线电通信器材和技术资料；三是收留和集中被红军解放过来的、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专业人员。记得当时先后办了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共招收了12人，主要学习无线电报务。我是第一期的学员。
　　我军有了电台，在红军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电台的出现，可以比侦察员侦察情况获得更全面、迅速、准确的敌情，给指挥作战带来了更多的时效和方便。
　　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也就是曾希圣到二局后，我军无线电对空侦察工作遇到了困难。曾希圣率领二局同志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克服种种困难，使对空侦察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
　　当时情报工作存在两大难题：一是无线电侦察只能获得当面之敌的动态情报，难以截获敌军整个战役的布置情况；二是随着红军电台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对空侦察逐步发挥作用，不断挫败敌人进攻后，敌军开始注重无线电通信的保密和密码的使用，以致情报越来越难以侦破。曾希圣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主攻破译难关，截获敌战役情报，为领导决策指挥打胜仗创造条件的工作思路，并得到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的肯定和支持。他一方面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发出的密电，通过战况实际分析敌军电报，判断其大概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电台人员，了解和掌握国民党密码和译电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十分注意收集部队缴获的敌人密码本和电报底稿，从中找出破译方法。
　　1932年8月，红军在江西取得宜黄战斗胜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大部，并缴获电台2部。战前曾希圣就寄希望于这一仗能缴获敌密码本，就亲率二局部分人员随主攻部队前进。部队攻入宜黄城后，曾希圣立即直奔敌师部和无线电机房搜找，虽未找到密码本，但从大量文电中查阅到国民党第九军司令孙连仲用“展码”发给所部的一份密电，已译出30多字，便部署电台重点抄收孙连仲的电报。他以已知的30多组密码为基础，在抄收到的一份密电中译出已知密码，猜译未知密码，经过反复猜译，终于把这份密电全部译出来了。经与部队核对敌情，证实所译是正确的。随后，我们又破译了敌第二、第三个密码本，并且逐步探索出一些破译方法。
　　曾希圣多次强调破译工作要善于找规律。一是善于找寻、核对重码，从重码间隔距离、电码字数中找出对应性重报的切实密码文字；二是善于利用国民党电文、公文等的固定程式。比如，报头、报尾都是主官名字，可从“钧鉴、奉此、为妥、为荷”等用语，分析出是上行文还是下行文；时间上，从日子、时刻是用明码本的数字表示的，这些反复出现就容易破开，而译出主官和时间，就可以推断出敌人部队行动，再参考重报就可以猜译电文的内容，求出译电数学公式，继而破开敌密码。他要求大家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找规律，争当破译工作的行家。
　　曾希圣在抓破译业务工作的同时，还强调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体会到情报中的方位、时间、数量等绝对不能有丝毫偏差，反复告诫大家情报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负，关系到战友的生命安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特别提倡不怕吃苦、勤奋工作的精神，经常教育大家，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人员多为富家子弟，他们为升官发财而当兵，但又吃不了当兵的苦，工作按部就班，甚至不负责任，要吃就吃，想睡就睡，能玩就玩。我们则根本不同，我们是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当兵的。因此，我们一侦收到敌军密电，常常不睡觉、不吃饭、不休息，赶快破译出来。记得最多一次我六天六夜没上床睡觉。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军指挥员常常在敌军指挥员未接到命令前就知晓了敌军的部署和行动，掌握了战役和战斗的主动权。
　　曾希圣在领导无线电对空侦察中，善于抓住破译密码的关键进行突破，极大地提高了情报工作的效率。曾希圣领导二局突破了破译难关，就立即在红军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作用。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破译敌人密电达数万份之多。
　　长征路上的“夜灯笼”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教导师和中央机关共8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和江西的瑞金等地，向江西雩都地区集结，尔后南渡赣江的支流贡水。中革军委二局只留下少数人员在根据地坚持工作，大部分人员和装备(共33人，5部电台)，随红军主力行动。
　　长征途中，军委二局在曾希圣的带领下，发扬不怕艰苦、连续作战的精神，克服了许多困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情报保障作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我军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当时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在1975年回忆长征时说，毛泽东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
　　作为二局首长，曾希圣对二局的全盘工作，可谓事事躬亲。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他对情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要求十分严格。对于向中央首长提供的每一份情报，一字一句都亲自核对，发现疑问就重来，做到绝对准确，万无一失；他规定侦收、破译、校译工作不过天，不过夜，一切工作都要抢在敌人前边，时刻把握战场主动权。曾希圣常说：我们多吃点苦受点累不要紧，换来的是前方部队多打胜仗、战士少流血!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共同贯彻北进方针，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7月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军委二局，随右路军行动。
　　然而，北上过程中，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迟迟不动，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和北上方针，还提出以主力南下川康边境之丹巴、甘孜、道孚等地的错误主张，竟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诬指北上是右倾逃跑，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立即识破了张的阴谋，迅速报告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此时，党中央为顾全大局，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北上甘南。部队出发前，毛泽东让叶剑英秘密通知二局做好转移准备，并特别关照：告诉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三人先行一步，缩小目标。叶剑英和彭德怀又商量了如何接出二局的办法。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曾希圣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临危不惧的革命气概。在接受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后，他沉着冷静地进行了周密安排，先叫人骑马追回二局外出背粮的20余人，又打电话把调到四方面军工作的蔡有荣等叫回来(说是晚上吃羊肉，请他们来会餐)。晚饭后，曾希圣叫大家提前睡觉，便同曹祥仁、邹毕兆二人，以夜间巡视、查铺查哨的名义离开二局，连夜赶到中央机关(三军团)驻地。二局的具他同志，半夜里被一个个叫醒，收拾好行装，悄悄出了门，不声不响地在天亮前全部到达中央驻地。奉命在山坡上迎接的彭德怀军长，见到二局人员一个不少，全部脱离险境，顿时松一口气，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们的胜利有保障了!”他还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希圣同志，你又立了一大功，既保证了二局全体同志的安全，又保证往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情报供应。”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9月10日凌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
　　193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的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指出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终结。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零九天，纵横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其中，二局也分秒不少地工作了两万五千里。对曾希圣和二局在长征中的功绩，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二局的工作好比玻璃杯子押宝，我们同蒋介石打仗，看得清，赢得了。”“长征有了二局，红军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
　　当然，我们二局的工作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与军委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军委领导在人员紧缺物资匮乏情况下，总是尽可能照顾二局。周恩来同志还调来了伍云甫等骨干支持无线电侦察工作。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当破译敌军密码100本时，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就轮流前来，说几句鼓励的活，再会餐一次，以示慰问和鼓励。大家都为此感到十分兴奋。
　　关心爱护青年干部
　　曾希圣在二局和发展无线电侦察工作中，很关心爱护青年干部，并在实践中压担子，给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培养了一批业务能手。比如曹祥仁，他也是毕业于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参加了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创建，政治立场坚定，群众基础很好，是破译密码的骨干。曾希圣先后推荐他担任破译科科长、前敌指挥部二科科长，1938年担任二局副局长。
　　曾希圣在工作上的认真近乎“严苛”，不少人领教过他的火爆脾气，但他对青年骨干却从不训斥，而且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倍加关怀。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颇能理解，战争催人成熟，造就刚强，然而战争的不利，也易使人烦恼、焦虑。责任的压力，单调的生活，高度的用脑，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身体健康状况下降，使曾希圣的性格、习惯等都发生了变化。他会发怒，会不顾情面地批评人，但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珍视革命友谊，关心同志，也爱护干部。他时时关心着身边工作人员的疾苦，为了让电台工作人员免受蚊虫叮咬之苦，特意叫供给部缝制了一顶特大的蚊帐，连人带机器都罩在里面。每逢过年，他总要伙房多做几个菜，邀请司令部机要、报务人员去他的住处吃顿饭，以表示慰问和鼓励。长征结束后，二局的一批骨干还立即被选送到抗大学习。
　　1937年筹备组建新四军，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到延安要求中央选派无线电侦听人员和电台。曾希圣经过慎重考虑，把组建新四军无线电侦察任务交给我，让我独当一面。当时我年轻，担心一个人太少，就向他提出再派一人，做事有个助手，也可商量。曾希圣对我很了解，他说，你既能破译，报务、机务又都会，没有问题。我到新四军后，迅速从部队里抽调一批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战士，办了无线电速成班，又从香港、上海等地采购无线电器材，组装电台，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不久，曾希圣也到了新四军，任七师政委。见面后，我故意说：“你让我一个人来，搞得我一点余地都没有。”曾希圣高兴地回答， 你这个老账不要提了，我知道你会打开局面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新四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在全国发展很快，人数也是最多的。
　　在曾希圣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回顾我军无线电侦察的创建和发展历史，更加激起对曾希圣坚定的革命意志，敏锐的分析眼光，勇于开拓突破难关的勇气的敬佩。今天，我们学习先辈的崇高革命精神，对写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文章，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促进意义。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