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先生（1868 - 194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影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日本宇都宫大学教育系求学时，一些日本老师就很推崇他，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人，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尤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的著名学者杜威说过：“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先生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先生无愧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最近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蔡元培先生在上海的故居。这栋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第一层是蔡元培先生的陈列室，二楼三楼仍由他的后人住着。陈列室里陈列着先生的手稿、信件、照片以及先生曾经用过的打字机等实物。现在这里已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听了陈列室工作人员的介绍，又翻阅了一些有关蔡先生的传记资料，更增加了我对先生的认识和敬意。蔡先生于1940年病逝于香港，毛泽东主席致电吊唁，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我觉得蔡先生的一生确实无愧于这个崇高的评价。
　　蔡元培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生于晚清，自幼好学、聪慧，17岁考取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这时他个人虽然仕途顺利，但国难却日益深重。1894年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他极为悲愤，开始广泛涉猎西学，接受维新思想，寻求救国之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认为革新必须先培养人才，于是弃政从教，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他先回家乡绍兴创办中西学堂，自为学董；后赴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学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辛亥革命后，他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于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担任民国大总统后，他断然辞去教育总长，又赴德、法留学。1915年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推动勤工俭学活动。从1917年至192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1年(实际在职6年半)。在蔡先生不凡的生涯中，他在北京大学的这段历程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亮点。
　　在陈列室里，我看了关于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期间的录像片。北大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1912年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教育总长时改名为北京大学。在蔡先生出任校长前，北大可以说是腐败不堪。一些出身于官僚、富家的学生，甚至带听差上课，上课时间到了，听差得去“请少爷上课”。下课后，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一起打麻将、吃花酒，吃喝嫖赌无所不有。在蔡先生上任前的5年中，实际上已经走马灯似的换了5任校长，但都无济于事。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时，有人劝他不要趟这潭浑水，搞不好，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蔡元培先生却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用他的智慧、胆识、诚挚和对教育的一腔热血，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北京大学面貌焕然一新，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生气盎然的“精神圣地”，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师，蔡元培先生不是国粹派，但也不是盲目照搬西方。他到北大上任后不久，即提出他的办学方针：“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应该不拘一格，不存门户之见，广集各路人才，广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所以，在他的任内，北大集聚了当年学术界大批精英人物。文科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理科有李四光、丁燮林、丁文江、翁文濒等，法科有马寅初、王世杰、周鲠生、陶孟和等。蔡先生对文科尤为重视，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已很有影响，他上任后没有几天就诚邀陈来北大任文科科长。经多次商谈，陈独秀提出欲将《新青年》杂志也带去，他慨然应允。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因投稿《新青年》杂志而被陈独秀所赏识，陈将胡推荐给他，他也当即表示同意。当年没有高深学历、报考北大没有被录取的梁漱溟，蔡先生看了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就热忱地邀请梁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这年仅24岁，是北大教师中最年轻的。蔡先生如此求贤若渴的精神，确实感人至深。
　　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议论，蔡元培先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学术只有在相互争鸣中才能发展，定孔学为一尊，实行思想专制，是会适得其反的。他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同志，就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1920年，邓中夏等19人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先生也表示支持，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拨给办公室，并出席成立大会，发表简短讲话。
　　正是经过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在北大校园内新思想新潮流应运而生。它不仅成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也就首先在北大爆发出来。被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对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曾公允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在许多介绍蔡元培先生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提到他是一位雍容大度的长者，表面看上去他好像是无可无不可，谦谦君子加好好先生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不过，他只将其限定在个人观点的范围内，决不强求别人思想上的统一。比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有些学者主张应大力推广白话文，将文言文斥之为僵死的东西，但蔡元培先生则既肯定白话文的实用性，又主张不要忽视文言文的特殊功能，公允平和， 令人信服。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极力反对校内或校际间存在派系，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可有门户的领袖”，只要是言之成理，于国有益，什么样的人都可容得下。因此，有人评价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多次提出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袁世凯竭力挽留，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先生则义正词严地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五四运动中，人们为凡尔赛会议出卖山东的消息所激怒。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而无实际行动，蔡先生则卓尔不群，深沉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结果，当晚他就一人坐火车南下了。所以，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原则，不分是非。林语堂先生说得好：“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林还认为“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1927年蔡元培先生离开北京大学后，先后任民国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黎照寰等发动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1933年杨杏佛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蔡先生悲痛万分，亲自前往吊唁，并在发表的悼词中，暗示自己也作好了牺牲的准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蔡先生因健康关系，不能参与更多的救亡工作，但他仍然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在《蔡元培传》(唐振常著)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描述蔡元培先生力主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的动人事迹：“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他一次去南京，时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饭。他和汪精卫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些年来所行相反，他对于汪精卫的亲日行为早已不满，席间，他苦劝汪精卫改变态度，抵抗日本侵略行为，他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一面两行热泪落了下来，滴进了汤盘之中，他和汤一起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蔡元培先生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和易不轻喜怒’，而面临此大节，感情汹涌，七十老人流下了沉痛的眼泪。”
　　蔡元培先生一生清廉正直，为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操劳不息，到晚年连一所住房也没有，书籍分散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1936年他70岁生日时，他原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同事在北大校友范围内发起为他购屋祝寿，先生的几百位朋友和学生热烈响应，资金集成后又因抗战而未实现。现在位于华山路303弄16号的这幢房屋是蔡先生在上海最后租来的寓所。它虽陈旧而简朴，却见证着蔡先生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走出蔡先生故居陈列馆，先生的名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为尽义务而来”，久久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