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读到第十一章所记毛泽东1955年11月1日由北京乘专列南下杭州，一路辛勤调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时，不禁掩卷长思，感触良深。现将其摘录如下，并谈几点想法。
“十月一日，晚九时二十五分专列起站。十一时五十五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站，停车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泰安，在火车进行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二时与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车一小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九时四十分到达符离集，四十五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十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时五十分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一时三十分结束。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分，与滁州两位地委书记谈话，二时五十分结束。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五时二十八分结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分结束。十二时四十七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到游泳池游泳一小时后上车继续进行。
十一月五日，早六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谈到九时四十分，中间吃早餐。中午，再一次下车游泳一个小时。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七时到达杭州。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而繁忙的调查研究啊！毛泽东离京前的几个月，刚经过了一段十分繁忙和紧张的工作。7月31日，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准备之后，他主持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会后，开始编辑《怎样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12月出版后更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不仅仔细审阅修改书中所收的每篇文章，而且前后为该书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的编者按语。10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并为会议作了长篇总结。按照常理讲，在紧张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在外出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完全可以放松一下。但毛泽东心中仍然惦记着农村合作化，惦记着几亿农民，他的头脑并没有平静下来，他仍然在思考着怎样尽快地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怎样使几亿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以列车为家，把枯燥的旅途变成了繁忙的调查研究。当列车途经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地时，他不分昼夜地把当地干部找上车来，详细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情况，与地方干部推心置腹地对话，讨论如何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问题。
在短短的四天行程中，毛泽东先后找了38名地方干部上车座谈，其中既有省市委负责人，也有地市级干部，平均每天9人，涉及五个省市和十二个地市。从座谈规模和时间看，每次座谈人数有多有少，多则6人，少则1人；每次座谈时间有长有短，长者达3个多小时，短者只有45分钟。由于列车在运行中，有的座谈会从深夜开始凌晨结束，有的从凌晨开始上午结束，调研会一个接着一个，十分辛苦。最紧张的一天是11月4日，列车在由滁州到上海的运行中，毛泽东先后分五批与安徽滁州市委、江苏省委、南京市委、镇江市委、无锡市委、苏州市委、上海市委的干部座谈，从该日的凌晨1时45分开始，一批接着一批，直到下午2时30分钟才结束，毛泽东几乎是连续工作了13个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外出调查研究，轻车简从，食宿和调研会均在列车上，既没有浩浩荡荡的随行人员，又没有地方干部的迎送宴请和全程陪同。毛泽东在调查座谈中，推心置腹、面对面地和地方干部促膝交谈，有问有答，相互交流，不讲形式，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花架子，没有空话大话套话，更没有什么媒体虚张声势的宣扬。如果不是《毛泽东传》的披露，我们几乎不知道毛泽东40多年前有过这样一次调查。联想党的历史上，毛泽东这样的调研何止一次，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等谁又不是如此呢！
毛泽东的此次外出调查，时间虽不长，但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调查过程中，他在杭州和天津还分别召开了华东、中南地区和华北、东北地区18位省市委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农业的十七条，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农村卫生教育、农村文化设施、农村道路建设等。以后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又称农业四十条，成为我党指导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成为5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纲领，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关心农村、关心农业、关心农民，希望尽早改变中国农村面貌，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但遗憾的是，这个文件很快受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未能发挥它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次调查，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毛泽东那种一心为民，勤恳执政，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仍然熠熠生辉，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