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钊1911年生于江苏金坛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先后任新四军一支队服务团长,溧阳县委副书记,新四军十六旅四十七团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一师民运部长，四纵队联络部长。解放后，任南京市民政局长、南京市委工交部长、市人委秘书长。“文革”后,被选为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病故。
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是一个革命理想坚定的人，讲究政策和策略，忠实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8年初夏,新四军东进到茅山地区。李钊前往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参加学习。陈毅同志要求参加学习的同志发动群众，团结愿意抗日的人,迅速打开局面。学习结束后，李钊被派回家乡金坛县的社头地域活动。这里敌伪顽势力相对较弱，他有许多亲友和熟人。他对社头情况作了分析后，决定先争取方塔乡的绅士钱震宇一道抗日。此人虽任过国民党乡长,但为人正直,有正义感。经几次拜访交谈，钱震宇接受了与我党合作抗日的动议。同时,李钊还联络到陈德荣、王晋槐、蒋景文、史镜、方春阳、缪神武等十余名爱国青年,商定组织抗日机构。不久，李钊等在红庙头召开当地有关人士代表会，产生了金坛县西南区抗敌自卫委员会，推举钱震宇为主任,李钊为副主任。李钊到处讲演,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很快就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抗日队伍。他又向亲友和开明士绅募借到枪支和经费，迅速建立起抗日武装。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转移到水西村,这里距社头较近。陈毅司令员知道他已拉起一支抗日队伍,非常高兴，派支队副参谋长张道镛(陶勇)前往具体帮助。这支队伍首战九里湾，击毙日军5名，俘日军伤员岗山一郎(后经教育，他参加了新四军)。
社头地区李夜乡著名士绅陈湘甫，经李钊几次接触交谈,接受了我党领导.共同抗日。陈的二儿子陈练昇曾是个浪荡子，李钊派人与之交往、交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他思想进步很快。西南区成立青年服务团时，我方任命陈练昇为服务团长。不久,陈练昇入了党，后来还被选为溧阳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陈湘甫说:“共产党真了不起,不仅能打鬼子.还将我都教育不好的浪荡儿子变成了有用的新人。”有一次清剿土匪,陈练昇带服务团员枪杀了几名土匪俘虏。陈毅知道后，要李钊偕陈练昇去支队部，陈毅批评说:“土匪成员大多出身贫寒,为生活所迫，应该争取他们。如果抓到就杀,他们死路一条，以后就只有同我们拼死到底了。”道理深刻,使人终身难忘。
朱者赤系国民党驻西岗常备队长许浩的内弟，经我屡次做工作，他携枪投奔了我西南游击大队。后来他曾担任第二个西南游击大队的队长，不久也随大队上升到四团。由于经受不住复杂环境的考验，受坏人引诱，他发生了动摇，率领已编为四团的特务连脱离团队。李钊在这支队伍中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威。他在四团政委钟国楚等领导的同意下，只身追赶这支队伍。朱者赤见他追赶到,当即跪倒在地。他即席讲话让受蒙蔽或被挟持的干部战士明白了真相,当即严惩了策划者,使这个连队完整地回归四团。朱者赤被撤职,开除党籍,随队观察。北撤时部队精简，让朱者赤还乡。他在归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此后朱者赤一直被人们视为叛徒。“文革”后,李钊同许多战友作了调查研究,报告有关组织,定性为:朱者赤是犯了动摇的严重错误,被敌枪杀,不作叛徒论处。
1939年春,金坛长滆地区著名爱国人士诸葛慎(曾任过国民党镇江县政府教育科长)找到了李钊表示愿意一道抗日。李钊带他去见陈毅。遵照陈毅指示,李钊赠送诸葛慎步枪10支,让他回长滆筹建抗日武装。第二年初夏，他又奉命率二三十人的小分队去长滆地区与诸葛慎30余人的联防武装合编为金坛人民抗日自卫团。诸葛慎为团长,他为副团长。队伍迅速发展扩大。此时,顽军四○师企图骚扰破坏我游击区，阻止我江南指挥部北上。我运用诸葛慎在当地的名望，对派往长滆地区顽军的一个连，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争取工作，终于使该连连长王健率部起义。王健被我委任为营长。后来他在对日伪作战中英勇牺牲。
1941年10月成立苏南保安司令部，李钊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尚未到任,便发生塘马事件，他率原第六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在戴巷受命防御敌人。塘马之战我遭受重大损失，罗忠毅、廖海涛两首长为国捐躯，苏皖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被迫西撤。李钊率部同其他一些兄弟部队清理战场后,均撤到社头地区。随即他召集了溧阳县长陈练昇、四十七团的营长刘群等各方领导人开会，决定组织现有两三个连队及当地武装小分队，袭击社头地区几处伪军据点。他们一夜歼敌百余人,缴枪70余支,使当地军民抗日士气又振作起来。战后,他率部北上,归建苏南保安司令部。
1943年4月,李钊随十六旅主力转移到横山地区。横山地区也称江(宁)当(涂)溧(水)地区，北起南京城下，南止石白湖南端的湖阳半岛,东界秦淮河,西临长江，横山就坐落在该地区中心。1938年新四军先遣支队和一、三团曾先后到过横山.并发动群众，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活动，如把利剑，指向日寇侵华势力及汪伪统治的中心。可是在我军继续东进,主力撤离后,该地区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发动了刀会暴乱即第一次横山事变，疯狂杀害我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地方党组织和抗日团体遭到破坏，使我东进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丢失了。日伪和恶霸势力在各集镇建立据点，白色恐怖笼罩达三年之久。我主力再次来到横山地区，决心要重新打开局面。党组织决定李钊到江当溧三县行政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为了立足横山，我游击小分队会同主力部队，首先拔除曹村北的伪顽据点，铲除了所谓“三县剿匪司令”周石安的武装，镇压了伪县长及伪自治会长。经与敌伪反复较量，我才逐渐站稳脚跟,建立抗日政权。十月,三县行政委员会改建为横山县，李钊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横山地区有许多地方头面人物,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田产，并控制着封建刀会和帮会势力,与日、伪、顽各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坚决锄奸打击亲日顽固势力的同时，县区党组织十分重视统战工作。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分清敌我友，争取了基本群众。一部分头面人也逐渐转化,有的与我共同抗日，有的保持了中立,不当汉奸。著名的开明士绅叶文明、张干农、孙大延、陶荫森、陈世勤等，以及原国民党团长胡养吾,均被争取过来,并分别担任了县抗日参政会的参政员、会长、副会长,政府的科长、区长等职。他们不顾自身安危，长期与我党合作。驻小丹阳伪军大队长王懋海，经我敌工人员的艰苦工作，也率部起义，后来王懋海参加革命入了党。杜家坝一名原“忠救军”士兵,在我感化下,主动将私藏的一支德国造“20响”献给了我们。有些伪军,经我教育争取,也暗地帮助我们。铜山伪自卫团长表示：“你们要什么，只要我有就会送到;你们要我投降，只要你们放几枪我们就缴械。”他三次送枪弹给我军，真正成了我们的“供给部长”。有的伪乡保长,从一面派到两面派，又从两面派变成了向着我党的一面派,甚至舍身舍家,掩护或保护我们的干部。即使在南京城下,敌人鼻子底下的上新村沙洲坪，也有伪方人员为我们收粮税、筹现款。在谢村据点,驻守着14名日军。经了解,其曹长柴庆基(所取中国名)有厌战情绪，意志消沉，成天找人打麻将消磨时光。为了争取他,经周密部署首先将其抓获。李钊同志亲自接见,耐心教育,让其认清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及日军将败的形势，希望他改邪归正,与我合作。放他“逃回”后,他经常向我报告日军情况,送我枪弹。他正欲反正时，上司将其调离,他便只身骑马,携两支枪投奔我们。在大凹的一名日军地矿人员，长时间受我反战传单的感化,只身逃出投奔我方。一名朝鲜籍的日军空勤人员叫邦德焕，也受我感化，携械投奔于我,并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
横山地区局面打开后，很快建立了各级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农、青、妇组织的抗日活动,并且逐渐发展壮大了民兵和各级武装小分队,不久就编成了1300余人的县警卫团,李钊兼任团长。通过发动群众和对敌的策反瓦解工作，成功地拔除了一个个敌伪据点，击败了敌伪屡次“清乡”“扫荡”，铲除了反动会道门的巢穴，惩办了反动会道门头目，挫败了日伪顽再次与刀会勾结所策划的万人暴动，即所谓第二次横山事变。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争取了基本群众,团结了士绅人物,稳定人心,调动了广大群众积极性,并创造条件发展生产,保卫秋收,减租减息,使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改善。